当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认同差异与两代人之间的身份认同差异一起摆在盘里端上来的时候,我们之间所隔着的已经不再只是座位间的距离,面前的桌子也在瞬间庞大得像是能装下整个太平洋的面积。

周日晚上,奥克兰的雨淅淅沥沥,本想就这样宅在家中一天不出门,这种阴冷湿润的天气从来新西兰的第一天就在考验我对这座城市的爱,直到最近湿疹的出现,更是对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厌烦。但是答应了晚上和一个新西兰长大的华人朋友到她家一起去吃饭,只有硬着头皮出门了。

说起这位华人朋友,身上有很多很酷炫的标签:女权、严格素食主义者、摇滚乐队成员、人类学者、酷儿理论践行者、反西方法斗士、华人支持毛利人运动的发起人。在她秀气小巧的外表下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对这个世界的斗争,尤记得新西兰发生的大规模抗议 TPPA 协议签署时,她是走在最前面的那群人的一个,和那些高大的白人一起,毫无畏惧地挡在高速公路入口。那一次事件几乎所有新闻图片里,都可以看到她。去过她租住的房子很多次 —— 一屋子女权主义和酷儿,有时候我总有种恍惚,觉得这就是百年前那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样子 —— 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一起革命,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甚至反西方主义。有一次我在她那儿抱怨说不喜欢 “绿色和平”,觉得他们太过激进;但是我朋友却说她反而觉得绿色和平 “不够激烈”,什么也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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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见她家长之前我还满心期待能有一个愉快的对话,毕竟人的成长还是受到家庭很多观念的影响。但是我错了,这个家庭的氛围和我想象中的那种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家庭完全不搭边。从刚进朋友父母家那一刻起,我就被他们家的装修震惊了一下:正对大门的走廊里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柜子,里面陈列着各式古董花瓶和印章,走进客厅,整个设计都和中国大部分家庭一样,从地板到各种摆设家具,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庭 —— 因此进门的那一瞬间,我甚至有种回到国内家里的错觉:我可以清晰地知道酱油和醋放在哪个位置,惊讶的发现原来文化会以某种如此细微的方式展现出来,在生活的缝隙中影响着我们,却不曾被发现。

 

东西文化间的差异

进门之后,朋友妈妈热情地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然后让朋友陪我们聊天,自己回到厨房去帮助朋友爸爸继续准备晚餐,在主要菜品做好之后又让我们入座,给我们每个人发放餐具,介绍每道菜,并用英文复述给了一起去的不懂中文的几位朋友。整个过程我都注意到朋友完全是一种局外人的感觉,没有任何的主动参与:没有帮着父母主动招待我们,也没有帮着摆放餐具,甚至不是因为不想弄,而是那种就是不知道这是一种“应该做”的礼仪的冷漠 —— 对,就是那种对中国礼仪文化 “不知道” 的冷漠。这种在我看来完全是“不礼貌”的行为深深震惊了我,也让我在那一晚开始陷入默默观察的有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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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朋友父母安排我们先行开动,他们还要花时间准备馅饼。我出于一种自发地本能觉得这样很是不礼貌,强烈要求他们一起吃,并且希望我们大家都等一等叔叔阿姨,但是整个过程朋友依然没有任何的反映,丝毫没有察觉到任何的不妥。平心而论,朋友不是那种情商低或是反应慢的人,也不是因为自私;但必须承认的是,当晚去的其他人中,就我的言辞和行为比较 “特别”。

怎么特别呢?就是只有我有那种 “东方式” 的寒暄,还有形式上的客气:比如一直努力让叔叔阿姨别做菜了,赶快加入我们;让他们少做一些菜,已经吃不完了等等。其他去的人包括朋友在内都没有用英文表达出这个意思 —— 实话说,这不是修养的问题,而是从始至终他们都没有这种意识,这再一次震惊了我对东西文化差异的认知。当天去的几个朋友,文化族群出身上,只有我是大陆出生和长大的华人,朋友是六岁全家移民新西兰,另外两位则是新加坡出生新西兰长大的华裔和一半毛利血统的混血人类学博士。

直到我们吃完晚饭,收拾碗筷和餐具这个过程依然是朋友父母全程在操作,朋友有一种仿佛不是这个家成员的感觉,而其他几位一起去的朋友也没有要帮忙收拾的意思。去过几次洋人朋友的聚会,似乎也都是客人从不帮主人收拾餐桌,然而每次这种时候我都有一种莫名的愧疚和尴尬。从小生活在一个规矩非常多的家庭里,我很早就懂得了一些不用言说的礼仪 —— 比如先让客人和长辈入座,小辈要帮着父母摆放餐具,吃饭的时候要等大家一起开动,并且要让长辈们先夹菜,甚至不能夹“过河菜”(就是夹盘子另一边的菜)。用母亲的话说就是:外婆是旧社会大户人家出身的小姐,从小对她们姐妹几个都有着严格的礼仪举止的要求,任何礼仪上的失态都会遭到严厉地惩罚。

母亲虽然没有严厉惩罚我,但是却一直谆谆教导,所以小时候的我在大人眼里就是一个“有礼貌懂事”的小孩,自然对这些礼仪细节非常敏感。也正是这些细节让我在初次和西方人打交道时总觉得自己特别别扭和客套。我曾在吃饭结束时想起来朋友当时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时的用语:“我爸妈邀请你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因为他们听我常常提起你,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 原来,这一整个晚上,“主人” 就只是朋友的爸妈,难怪朋友完全没有展示给我她是那个屋子主人的感觉。因为在她心里,父母和子女的这个界限已经划清楚了,这是一种非常西方化的亲子关系。 


两代人之间的障碍

当天晚上的另一个细节是,朋友父母的英语差得惊人,几乎都是在用单词和我们交流,而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 因为我这位朋友的中文也是惊人的差,应该停留在小学一年级以前的口语和阅读水平,因此可以想见,我自然直接非常奇怪他们是怎么交流的?

答案也是非常明显。首先,在朋友眼里,母亲是一个非常虔诚而又保守的基督徒,所以自然她作为一个性向流动的酷儿和女权主义活动家的形象是不能呈现在母亲面前的,于是你会在和朋友母亲聊天的时候听到她用 “乖巧温顺” 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朋友。可是我朋友这样一个社会活动家,其实在英文媒体中出现和报道的评论是非常多的,更别提一些酷儿社区的组织和活动,而且关于她的海报和形象简直到处都是;只要真的 “用心” 去发现,一定不会有如此差别的评价的。

所以很遗憾地是,作为一个英文比较差的保守基督华人,我这位朋友的母亲所生活的社区和共同体,实在离她女儿的太过遥远了。当天去她家里的都是在 LGBT 活动中认识的酷儿,于是大家自然会聊到一些酷儿社区和活动的事,我们是如何做到让朋友的父母无法理解我们的聊天内容的?何况我们一直在直接使用 LGBT 的简称或是 “彩虹社区” 这种他们听上去应该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我觉得即使不用直接描述,你也能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反差:基督教华人社区和 LGBT 社区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里就是右翼和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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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再讲几个当晚的细节吧:刚见面的时候,朋友的妈妈特别热情地拉着我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每周都工作几个小时啊,工作人群是什么样的啊?来新西兰几年了,有没有拿到身份啊?说实话,的确是非常涉及隐私的问题;但是我也是混华人圈那么多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手段总还是有的。但是我刚要开口,朋友就用中文斥责了她妈妈,认为这样的问题 “过于私人” 了,非常不合时宜。

我们一行去的人有一个是毛利血统。然后朋友的妈妈作为一个来了新西兰二十几年的老移民,自然就问了一些自己对于毛利文化的困惑:比如她问,听说毛利人的祖先是从台湾来的,所以毛利人在种族上还是不是中国人呢?不过由于朋友妈妈英语一般,这句话她没有表达清楚,听得那个毛利朋友一脸懵逼。然后朋友妈妈又用中文给朋友说了一遍,希望她能够翻译这句话;但是朋友只是用简单的中文回复了母亲:“毛利人根本不是中国人好不好”,然后赶紧转移了另一个话题。

整个吃饭的过程,朋友的妈妈都没有加入我们,而是在厨房非常忙碌地继续准备菜肴,只有朋友的父亲偶尔会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一吃,喝点酒聊聊天。此时朋友注意到似乎妈妈一直没有入座而且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于是让妈妈赶快加入大家;但是朋友妈妈打趣说在中国古代女性是不能加入餐桌和男性一起吃饭的,她还要继续做几个菜给我们吃呢 —— 哪知道,同行的另一位华裔中文太差,理解成在朋友家里至今女性无法和男性取得同一个地位,不能一起在正式餐桌吃饭,然后就大声地对朋友说她们家怎么会男尊女卑,并且还用了 F 开头的词。朋友先是一愣,然后再次数落了妈妈不应该提起这种 “狗屎” 文化,接着连忙向其他人解释起来。

这不仅让我想到自己:最近几年每次回国,都感觉和父母的话题越来越少,并且由于对于很多事物的理解和认知不同,最后大家都是各种顾忌,寥寥数语。即便所有人都在尽量去达到某种 “政治正确”,但是某些一触即发的尴尬话题还是会像我们那天在朋友家一样,破坏着彼此之间日渐式微的理解:某天晚上,我和老妈坐在客厅,我看我笔记本电脑里的电影,她看中央电视台的某个电视剧。其间老妈瞄了一眼我看的一部英剧,好巧不巧,正好看到一个 gay kiss 的镜头。然后老妈惊了一下,说了一句 “同性恋?” 然后男主转头又亲了另一个女主,这下老妈更加震惊了:“他不是同性恋吗?怎么又喜欢女生了?你整天看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我当时内心其实是奔溃的,还好老妈自己没有反应过来,否则就因为这个意外的 gay kiss 把我踢出柜也是实在无语,更何况我自己的身份认同也是性向流动的酷儿 —— 我曾和朋友说过,这种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观,我们的父母是打死也不会理解的;而这种因为认知不同所引起的尴尬,实在是很破坏彼此间和睦的氛围。


关于 “中国” 的身份认同

吃过饭之后,朋友的妈妈兴奋地拿出她们家族的照片和一本厚厚的书法字帖,并给我们介绍了朋友整个家族的一些谱系,甚至还有一些家族成员精彩的历史轶事,最后向我们着重介绍了那本字帖是朋友外婆出版的。原来朋友的外婆生前是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还是某大学的知名教授,因此朋友的妈妈边有些失落地看了一眼朋友,边说道:“可惜你看他们到了这一辈连中文字都不怎么会写了,还亏得外婆小时候都照顾过你们姐妹呢 —— 哎,可惜了。”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朋友曾经跟我提起她对于中国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其实是在参加了一次毛利人的文化仪式后才逐渐开始寻找的 —— 因为毛利人曾经失去过讲自己语言的权利,所以他们特别强调 “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你也不能否认自己的文化历史身份认同”。也就是从那时起,我这个华人朋友才开始去主动学习汉字汉语,学习一些传统文化,甚至学习围棋和书法。但是无奈没有正规学校培训,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特别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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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中国人” 的这个身份认同,我和朋友曾经讨论过,这个身份对于她来说其实更像是自己体内的一种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解药。在她和很多华人二代身上,西方的东西太过强烈和霸道,就像是过去几百年来这种西方文化在殖民全球时所发生的那样,用一种霸道的优越感使一切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都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最终干脆臣服忘掉自我。于是非西方的中国文化,对于这些华人朋友来说,既是自我根源的一种主体回归,也是一种用内心去对抗外部世界霸权的自我救赎 —— 但是他们身上的 “中国人” 的身份认同只是一个符号,一种完全依据自己的想象所定义出来的身份认同,它本身的心理学和政治学意义要远大于实质。

而我的这个 “中国人” 身份恰恰与我的朋友们的相反,它之所以割舍不掉不是因为我不想,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是我的实质之一,没有了它,我也就不是我了。但是我终究还是要面对 “中国人” 这个身份及其背后所承载的一切好的与不好的元素。和我的二代华人朋友们一样,“中国人” 这样一个天然的非西方文化身份,注定了我是反西方霸权的一份子,这种天然 “左” 的革命与反思精神,是每一个非西方的身份共同体都天然具有的批评力;但是它同样也给我和我的所有华人朋友们,乃至所有的非西方群体带来了一个身份焦虑 —— 那就是我们过去的苦难和耻辱,使得我们在面对西方时太容易愤怒、太容易不自信、太容易盲目,甚至永远怀着戒心和不信任 —— 我们天然的独立批评的身份,反而使我们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主导的世界所引起的错。


漂洋过海来看你

时光倒流回今年回国时,我见了一个去了美国七年的老友。我们聊了聊彼此对于未来人生的想法和规划,其中自然涉及以后要不要回国这种所有海外游子都会一直纠结的问题。我记得我的这个美国朋友在表达了自己 “如果在中国事业,发展前景会更好” 的前提下,还是觉得留在美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 因为他希望他的孩子不用像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那样生活的那么累,生活在那么槽糕的环境里。作为一个酷儿,我自己觉得 “为了孩子” 而牺牲自己这种精神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文化里长大的孩子,又怎么会不理解这其中的酸涩和妥协呢?记得当初母亲送我出国的时候,就是觉得他们这一辈人的牺牲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过得比他们幸福,能够少一些奔波忙碌。

然而这份牺牲换来的到底是什么?二十年前,朋友的父母全家移民来新西兰时,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此举换来的将会是一个无法和自己畅快流利交流的孩子。就像我的父母可能也不会知道,从多年前他们把我送上飞机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将会永远隔着一个太平洋那么大面积的文化与认知差异。但是你说他们认为这值不值得?或许这真的不是用 “值不值得” 就可以回答的 —— 况且就算朋友一家没有移民到新西兰,在这个时代滚滚向前的中国,在这个社会迅速改变的中国,恐怕代际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的巨大,父母也再没有能力去走进孩子的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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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朋友母亲给朋友做了一大包馅饼让她带回自己家吃,这一幕像极了我在国内每周回外婆家时,每次走的时候外婆都会准备一大堆好吃的让我们带回去。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实在过于藐小了,人心的转变之巨大,以至于我们再也都无法走近我们最近亲爱的人心里,再也无法理解彼此。但只要那种厚厚的感情还在,世间也就还是温暖的吧 —— 就像我这位朋友的父母那样,尽管语言交流不多,但我只要远远地看着你,心里就足够幸福了;就像我的母亲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来找我,也就是为了 “漂洋过海来看你”,但除此之外也不知道该做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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