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性别歧视、同事的嘲笑、死亡威胁和性骚扰。

“你可以成为受害者,也可以成为幸存者,你可以扮演任何你想要的身份。你可以创作自己的历史,而不只是单纯的记录它。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只要不跟别人做的一样。”

这些都是摄影师艾曼·穆罕默德(Eman Mohammed)最近在联合国日内瓦和谈上的演讲内容。这位今年刚26岁的 TED 大会成员,自19岁起就成了加沙地区唯一的女性新闻图片摄影师。她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性别歧视与同事的嘲笑,还要面对死亡威胁和性骚扰,艰难而努力地过着自己所选择的生活。

我最近和她取得了联系,听听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

艾曼·穆罕默德

VICE:你现在是在美国?正在忙些什么?

艾曼·穆罕默德:我丈夫就在美国工作并居住,而我的生活则在加沙和美国之间徘徊。战争期间,很多朋友失去了自己的住所,所以我们把自己在加沙的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了;因为不想把他们再赶出去,就只能这样在两地辗转。

你刚刚从日内瓦和谈大会回来,他们谈的怎么样了?

他们一如既往地温和并且善解人意,不过我还是比较担心有些人针对巴勒斯坦的批评。我一直在跟以色列摄影师马蒂·米尔斯坦(Mati Milstien)合作,我们是好几年的老朋友了。对于马蒂来说,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来自于一个态度积极的左翼社会,人们不会对你有一个巴勒斯坦朋友而感到惊讶。但是加沙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地区,倒不是因为哈马斯的执政,更多还是因为传统、宗教和历史上发生的每次冲突战争;这些都使加沙变得越来越保守和固步自封。所以当你公开说你有一个以色列摄影师朋友时,特别是当你这个朋友还会为以色列军队服务,你很有可能就已经把自己置于了危险之中。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拍照片的?

19岁的时候。我是被妈妈抚养大的,父母在我两岁的时候就离婚了。在加沙,一个离婚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找工作,可不是什么很容易被人接受的事。她一直在忍受着社会的压力,但还是这么挺过来了。

所以我知道,如果我一开始不能找到份好工作的话,很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找到合适的了。但在加沙当一个女记者真的太难了,而我又十分想在大学毕业前多积累些工作经验。大二的时候,我开始想要成为一名新闻摄影记者,并且在马安新闻通讯社(Ma'an News Agency)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职位。他们给了我一部坏了的相机,跟我说如果我能修好的话,就归我了。那是一部几近报废的尼康 D70 单反,但还是挺不错的。

作为一个女性摄影记者,在加沙主要会碰上哪些阻碍?

工作了一年半之后,我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些人会跑到我老板那里问他,“你为什么会雇一个女孩工作?她居然还穿着牛仔裤,你再看看她拿相机时的动作!” 他们会评判跟我有关的一切,质疑我做的所有事。

就这样,我的老板只好拿走了我的相机,跟我说我可以继续做一些英语和阿拉伯语的翻译编辑工作。我们大吵了一架,最后他跟我说,我唯一的选择要么是被炒鱿鱼,要么是主动辞职。我不想被炒,所以主动辞了。不过那段时间,我倒是攒下来不少钱,够买一个相机和两个镜头的了。三个星期之后,战争爆发了。

当时情况怎么样?

我之前从来没见过真正的战争,更不用说武装入侵了。我的很多同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辞去工作,他们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在写字台前安稳工作的机会,因为他们觉得那才是女人应该做的。

你觉得他们也受到威胁或者指责了吗?

我觉得,他们只是觉得我是个被宠坏了的孩子,觉得自己会英语就能胜任这份工作了,还有人觉得我就是一个没事找事的小女孩。所以后来,有三个同事开车带我来到了一个刚被炸弹袭击过的地方,把我一人搁那儿了。

在那之前,吉普车上的另一位摄影师觉得我可能就是想在车上快速拍一点,然后马上离开,所以那天我不但被遗弃在那里,还受到了他的性骚扰。我还认识两个女孩,两个年轻的姑娘,她们也想进入新闻摄影的行当,结果也被骚扰过我的这个家伙侵犯过。所以我不光是因为自己擅长摄影,而且也为了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唯一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实在太难了。

你后来质问过那几个把你抛弃在那里的家伙吗?

我试过,但他们都拒绝跟我说话。现在我对这件事就是一笑而过的态度,但是当我发现战争过去之后,这些人居然没表示出一丝的歉疚或者羞耻,我还是会觉得非常愤怒。我当时差点死在那里,但根本没人打算对此负责。这就是加沙最可怕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法律可言。

在伊拉克建立了第一个摄影机构的塞巴斯蒂安·梅耶(Sebastian Meyer)曾对我说过,在伊拉克,女性摄影师会迷惑住很多男人,这也是她们会拍到更多私密照片的原因。你同意吗?

是的,当然同意。看到女记者时,男人往往就不再继续装了。他们会忘掉那些古老的传统,不能随便盯着女人看啦,不能跟她们握手啦什么的,反而会表现的很正常。这一点非常好,因为你能看到这些人本来的样子 —— 比如我就见过哈马斯成员的这样一面。我去警察总署的时候,他们会在我面前咯咯大笑,随便开着各种玩笑。

据说你在第二次战争期间怀有九个月的身孕,然后还坚持去拍摄照片?

战争期间我实在没法呆在家里,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再说了,反正很多女人呆在自家厨房里也会被炸死,而且我的丈夫也十分支持我。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怀孕的女人都会拒绝承认自己看上去很胖的事实,比如我,我当时觉得根本没人会注意到。但实际上,我已经比原来重了很多,而且看起来非常明显。我就这么像个大球一样在街上跑来跑去,脖子上还挂着俩相机。

这个行为,为我赢来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谩骂,但其实我在屋里憋得也够呛了,而且早已吸入了大量的白磷,足以使胎儿流产了。事实就是,你根本不可能在战争中保护好自己。我这么干虽然是在冒险,但确是我应该做的。战争结束的第二天,我的孩子就出生了。

你女儿多大了?

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半。最小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离开加沙的原因之一。以色列人的炸弹落在了我们邻居家的屋里,邻居当时正在睡觉,死无全尸。我们当时就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我看到了来自现场的照片,真的很恐怖,似乎每场战争中都变得越来越糟。

而且很多人会花大价钱乘船出海,试图逃离战场,但最后都在海上被炸死了。他们真的太绝望了,你没法责备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我选择离开加沙,同样也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死在那里。

我来自一个受教育程度很好的城市,很多姑娘都想成为摄影师,不光是新闻摄影师,但她们从来没有机会,也没人鼓励她们这样做。如果有人能在当地开设一个小型培训机构,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教授孩子们如何摄影、摄像或者剪辑的话,我想情况就会大有不同。孩子们需要鼓励和建设性的支持,让他们学会表达自己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有所依靠。然后还需要一个接受他们的过程,不光是社会的接纳,家庭也要提供足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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