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个好心人捐赠的精子,那我就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这个好心人到底是谁?

亚瑟是法国人,今年34岁,在房产行业工作,从小父母便告诉他,多亏一位好心人捐献的精子,他才能来到这个世界。他也是 “医学辅助生育无名氏”(Pmanonyme)协会的媒体联络员,这个协会有300个成员,有捐精出生的小孩、求助医学辅助生育的父母、捐精人和医生等,他们致力打破捐精终身匿名制度,维护孩子一代获得知晓自己 “身世” 的权利。亚瑟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和我坐下来面对面聊了聊,讲了讲他成长过程中身份认同的烦恼、苦苦寻找捐精 “生父” 的历程以及他是如何用公民行动设法改变当前生物伦理法的。

他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亲有不育症,因此三个孩子都是在法国 “人类精子卵子储存研究中心”(Cecos)的介入下,通过不同的他人捐献的精子出生。他妈妈从一开始便直接告诉孩子们自己的诞生方式,亚瑟记得妈妈怀着妹妹时,就开始听到她自言自语的说起,仿佛是在讲给尚未出生的小孩听。在当时,他父母这样的思想和做法算是比较超前的,大部分类似家庭,都曾小心翼翼地守护这个秘密。

1527161218256015.jpg亚瑟本人

小时候,他以为别人跟他一样,都是 “靠好心人捐献的精子诞生”。直到有天,姐姐跟他说,你的父亲,其实并不是你的 “父亲”(指生理上的父亲),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挺重要,第一次试图去弄明白自己的 “身世” —— 捐献精子的 “好心人” 到底是谁?

这仿佛成为一道魔咒,在他成长的一路都和他纠缠不清。见到一个人跟他很像,他会幻想这个人是不是那个 “好心人”;坐地铁,望着一张张脸,他会猜测其中或许有一个人是他的捐精人;跟姑娘谈恋爱,他也总会担心自己跟她不会是同 “父” 异母吧……

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微之事其实都会提醒他,每次去理发店,别人说你掉头发了,可能是遗传吧,他没法证实;去看病,医生反复问,家里有没有人得过遗传病,他无法作答。尽管在家庭内部,孩子们都是由陌生人的精子来的不是秘密,但这个话题跟周围人聊起来,仍有些禁忌,解释 “我爸” 其实不完全是 “我爸” 挺费劲的,这成为压在亚瑟身上的沉重负担,他曾觉得,自己学业不好和青春期的过度叛逆,都跟这个有关。

然而青春期还不是最难熬的,他一直觉得,等自己长大了成年了足够成熟了,父母便会把捐精人的信息资料交给他。每次家里宴请客人,他也会猜测其中一个会不会是捐精人,父母会不会介绍他们认识。直到18岁生日那天,他对父母说 “我受够了,捐精人到底是谁,快告诉我” 时才发现,父母对此竟然也一无所知。从此,他的人生仿佛被卡住,动弹不得。

他跑去精子中心寻找答案,而父母当年的救星,现在却仿佛成了他的敌人。“这些人看到我,都觉得好诧异。捐精是匿名的,一切规定都是为了父母的,被制造出来的孩子的需求似乎不存在。” 亚瑟在想,医生通过科技和外力,“创造” 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恍惚之间,心中会不会涌现 “上帝之手” 的权力感?“他们看着来寻父的我,诧异之余,也会很高兴,仿佛我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提到精子中心,亚瑟一脸的不满。

无边的孤独感点燃了他心中的愤怒。他出书讲述自己困兽之斗般的故事,后来他参加了 “医学辅助生育无名氏” 协会,采取各种行动致力改变现状。在协会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奥德莉,她和亚瑟一样,都是通过捐献的精子来到这个世界,只不过她直到29岁时,才被母亲告知自己出生的 “真相”。法国《世界报》报道称,通过捐精出生的小孩里,只有10%的人知晓自己的 “身世”。这种秘密如同湿气,总会以各种方式慢慢浮现。“我妻子23岁选择攻读生物伦理法专业,仿佛冥冥之中命中注定。”

1527161218736418.jpg亚瑟在二十多岁时出版的书,书名叫做《由捐献的精子诞生》

1972年以来,法国共有七万人像亚瑟和奥德莉一样,通过捐献的精子诞生。九十年代政府颁布法律,规范这一医学辅助生育方式,同时严格规定:精子捐献无偿且终身匿名。2015年数据显示,法国当年255个人捐献精子,成功冷冻 12038 份精子,有971个小孩通过捐献的精子诞生。若有人透露信息,打破匿名制度,将面临 30000 欧元罚款和两年监禁。但不久前,亚瑟冒着违法的风险找到了当年的捐精人。

寻找捐精人的过程像是买彩票,本是碰碰运气,没想到最后竟然中了大奖。去年9月份,亚瑟联合协会和身边十来个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每人花了99美元,在网上订购了美国基因鉴定公司23andme的服务。说这个决定太过冒险并不夸张,因为在法国,必须经过司法程序,得到法官同意后,才可以进行基因检测。法国刑法里有条规定,明确表示,在法律限定之外进行基因检测,将被罚款3750欧元。亚瑟知道自己的行为非法,但还是寄出唾液样本。“有时,我巴不得被人告上法庭,这样能引起更多公众关注,说不定能够加速事件进程。”

三周后,他收到检测结果。这家公司在自己的基因库中,意外发现他的 “表兄弟” —— 一个名叫拉瑞的年轻人,他们基因重合度达6%。拉瑞生活在伦敦,有英法双重血统。亚瑟通过社交网络联系到他,了解到他们家庭在法国的分支。收集到这些信息后,他登陆一个名为 Ancestry 的家谱网站,经过年龄和性别因素的筛选,发现可能的捐精人选只有一个,并找到他的住址。这人正是拉瑞爷爷的弟弟,名叫吉拉德。

1527161217836595.jpg亚瑟的妻子也出版了一本书叫《我的身世也是国家事件》,讲述自己为了获得捐精人信息,曾上告至欧洲人权法庭的事件

在这场寻找之旅中,亚瑟的父亲理解他,也没把捐精人当成对手,有时还说,蛮想见见这个人,大家坐下来喝杯咖啡,跟人家道声谢,说多亏了你,才有了这样的儿子。于是亚瑟给捐精人写了一封信,父母、姐妹和妻子都帮忙看了一遍。在信件开头,他便强调说,“我已经有了一个父亲”,寻找捐精人并不是为了寻找父亲,而是有其它的原因,“我经常想,捐精者在我身上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我这个人。但这个痕迹,是孤零零的,缺乏叙述、故事和经历的。每个人的身份均具叙事性,我也希望获知捐精人自己有怎样的故事和经历。”

拿着这封信,亚瑟在妻子和两个儿子的陪同下,来到捐精人的住所。为了谨慎起见,他把信交给一个邻居,保证它会准确无误到达捐精人手上。12月25日圣诞节,捐精人打来电话,想在这特殊的日子里,给亚瑟惊喜,捐精人感慨说,能把他找到,实在是好厉害。“他还说,我挺固执的,契而不舍,这点像他。 ” 亚瑟之前担心,捐精人可能不希望小孩找上门,现在,他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庆幸自己碰到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根据捐精人捐献的时间推测,亚瑟出生之前,精子被冷冻了十来年。更重要的是,捐精人告诉他,自己得了罕见基因病,有风险遗传给了亚瑟和他的小孩,需要他们再去做测验。

找到捐精人之后,亚瑟的世界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现在他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发际线越来越靠后是遗传因素;小时候,妈妈老说他性格敏感,现在他知道了,原来捐精的这位老先生也是生性敏感之人。“我找的不是一个 ‘父亲’,而是一个更加了解自己的途径。” 亚瑟说,寻找他,也是为了更好地忘了他。

他拿出捐精人的照片给我看,像拉家常似的,介绍捐精人和捐精人的家人。我说亚瑟跟捐精人的儿子,眼睛特别像,而且脸庞都是一样的菱角分明,他认真地听了我的点评,特别高兴,然后用自嘲似的口气回答道:“哈哈,基因什么的,其实不重要啦”。小时候,他总是隐藏自己的不同,姐姐跟同学讲了 “身世”,他还因此赌过气。成年后,他又极力倾诉,将自己的不满和失落,全盘托出,讲给朋友、媒体和社会听。如今这个话题终于变轻了,他有时拿来调侃,开开玩笑,挠挠别人,也挠挠自己。

如果我也是这样诞生的小孩,我会怎么做?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估计还是想打探到有关捐精人的一点点信息吧,比如他长什么样,我们到底像不像。亚瑟的书里提到一个细节,是我一个自然出生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小时候,不了解内情的外人会说,亚瑟你跟你爸好像,妈妈听到这句话会特别高兴,很长时间以来,也觉得亚瑟和爸爸都会很开心。然而实际上,这种别人的无心之语,会让亚瑟特别焦虑,他会特别注意自己到底跟父母像还是不像,跟哪一方像,甚至可以说这引发某种存在主义式的危机。

今年年初法国生物伦理大会召开,长达几个月的会议,将为年底的法律更新提供参考和论据。亚瑟的寻 “父” 记,着实给医学界专家,来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法律规定的捐精终身匿名,已经名存实亡了。亚瑟说:“以前,大家还在讨论修改捐精终身匿名好不好、人们到底明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但现在我已经找到捐精人了,问题变成是,下一步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应对这一事实。”

“医学辅助生育无名氏” 协会提出两个解决方案。一是咨询早已捐献的人,如果借其精子出生的小孩,长大后希望联系他,他会不会同意见面;二是告知未来希望捐献精子的人,借其精子出生的小孩长大后,可能希望联系到他。为了避免近亲繁殖,法律同样规定,一个人的精子,最多辅助生育十个小孩。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英国、瑞典、奥地利、挪威、瑞士和荷兰等国,已经废除捐精绝对匿名制度,通过这种方式出生的孩子有权获得和他们血统相关的信息。

我打开英国 “人类繁殖和精卵子监管中心”(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的网站,看到除了捐精捐卵、不孕治疗和冻卵等信息,还有一条介绍 “孩子” 一代如何通过中心寻找到自己的捐精人。在英国,年满16岁,便有权提出申请,获知捐精人和同基因 “兄妹” 的信息。捐精人也可获知,通过自己的精子,有多少小孩出生,他们的性别和出生年月分别如何等信息。

在法国,很多医生学者,尤其是精子中心的工作人员对结束捐精匿名,存有不少保留意见。法国生物学家皮埃尔·如安奈(Pierre Jouannet)曾担任过 “人类精子卵子储存研究中心” 联合会的主席,接待过包括亚瑟在内渴望结束捐精匿名的 “孩子一代”,但他认为 “这些孩子提这样的诉求,是因为私人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方和父亲的关系问题”。 

在他看来,当前的辩论过于情感化,废除捐精匿名制度后,“捐献者数量可能减少,这也会打消不育夫妻借助捐献精子生育后代的愿望”。但亚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以英国举例称,虽然取消匿名制度后捐献人数有小幅下滑,但长远来看数量还是增加了。

1527161218630587.png今年2月份,欧洲生物伦理论坛上,法国生物学家皮埃尔·如安奈(Pierre Jouannet)发言,这次会议上亚瑟和妻子都在场,跟皮埃尔·如安奈医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没有比这条法律更傻的了。我知道背后的好意,但这都太过陈旧,而且不符合时代潮流。天下那么大,国家单单禁止我见一个人,恰恰还是我分享了一部分基因的那个人。这太扯了!如果莫里哀在世,他都可以创作一出话剧了,情节绝对跌宕起伏。” 亚瑟说,自己虽然找到捐精人了,但协会里其他人还没有找到,他们仍被困在 “监狱” 中,他会继续战斗。

编辑: 九里

Illustrator: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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