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几位移民谈了谈他们来到美国后第一次经历的文化冲击。

我记得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我看着我的小姑从冰箱里找出一筒柱状物体,打开,从里面掏了几勺浓稠的白色粘浆搁进烤盘里。几分钟以后,冒着热气的面包卷儿就出炉了。

“这玩意儿是罐头面包吗?” 我问她。然后,这群美国人哄笑起来 —— 这种被我称作罐头面包的东西,美国人叫它们 “皮尔斯伯里面团” (Pillsbury dough。Pillsbury,美国著名烘焙品牌)。

我是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和这里不可谓不相似,但当我第一次踏足美国杂货店的时候,我还是被震惊了。在澳大利亚,牛奶、黄油和面包只有少量几个品牌供你选择,而牛奶通常也只含有一种配料(你懂的,那就是牛奶本身)。我们的奶酪不是那种鲜艳的荧光橙色,面包当然也不会装进罐头里卖。而在美国,几乎能占据整条走廊的货架上摆的都是不同品牌的同一种产品。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所谓的 “文化冲击” ——它很是令人伤感地提醒你,他乡非故乡。

我和其他几位移民谈了谈他们来到美国后第一次经历的文化冲击。这里是他们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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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安(音),45岁,律师,来自韩国:

“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从没听说过,也从没见过牙套这种东西。在韩国,我有些朋友的牙齿长得很不整齐,但人们不会将此视作一种缺陷。

上七年级的时候,我来到美国,见到了几个戴牙套的孩子 —— 两根金属丝分别穿过你的上下两排牙齿表面,每颗牙前面还有个金属支架 —— 他们看起来就像是机器人一样。直到两年之后我才真正搞清楚这是什么,因为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英语不够好,没法问他们。我曾经觉得,牙齿是你生下来就带着的东西。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从没想过人们可以这样改造自己的牙齿。我以为牙齿是深深固定在口腔中的,所以这整个牙套的概念对我而言非常陌生。”

罗宾·泽图恩(Robin Zeitoun),26岁,焊工,来自法国: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干什么都不容易,干什么都花时间。我只是想付个房租,难道非得写支票不可?我从来都没有写过支票。我上次见支票估计都是20年之前了,还是我爷爷用的。租一间公寓真是麻烦,在其他国家,只需要一个握手你就能入住,就这么简单。昨天我去了趟邮局,排队得排了有大概一个小时吧 —— 关键是我前面只排了五个人啊。我感觉自己就像从西方国家直接空降到了某个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另外,在这里有钱人可以得到一切,其他人就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

许妮琪(音),26岁,数学老师,来自中国:

“上课的时候,学生们互相交谈的方式,和他们与老师(比如我)的互动方式,确实让我感受到文化的冲击。美国孩子上课时都非常活跃,他们在举手之前,就已经把问题的答案脱口而出了。学生们会在我的课上吃东西,这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如果你性格外向,在这里你会受到更多褒奖;而一个性格内向的学生在班里会很受排挤。

在中国,我不需要自己擦黑板,清洁教室是学生的责任。在中国老师的地位很高,学生们会非常尊敬你。而在这里,我不会有这种感觉 —— 教师的收入甚至连中产阶级水平都达不到。”

本·范·登·西弗(Ben van den Heever),32岁,“布鲁克林比尔通”(Brooklyn Biltong。Biltong,一种南非肉干)创始人,来自南非:

“从食物方面来说,我发现我们在这里吃了太多垃圾食品,脸都圆了一圈儿。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吃垃圾食品变成了一件正常的事,广告的泛滥和速食的宣传也让你忽略了他们对人体不好的一面。而身处南非时,我们不需要为此操心,每天的晚饭都是自己下厨做的。来到这里之后,我们每天用玉米热狗当午餐,吃披萨当零食,每天的早餐则是高糖分的速食麦片。”

钱德拉·爱德华斯(Chandra Edwards),27岁,金融分析师,来自韩国:

刚来美国的时候,最让我惊讶的是人们对厨房纸的用途。在韩国,厨房纸就是在厨房里用的,基本上就是擦擦煎锅里的油;当我来到美国的寄宿家庭,发现他们几乎干什么都能用到厨房纸,连块抹布都不用时,我心里是震惊的。在学校也是这样 —— 如果你弄撒了什么东西,就从那一大卷儿厨房纸上扯下来一块擦掉。当我去年回到韩国时,我发现这边的情况也变了。人们现在会在洗手间里专门放一个丢厨房纸的垃圾桶了。”

莎拉·巴内特(Sarah Barnett),28岁,电台记者,来自加拿大:

“我被当街骚扰的普遍性给震惊了。作为一名女同性恋,我一开始还没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某些地方提高警惕。我以为纽约还挺基的 —— 当然,曼哈顿和切尔西还是很开放的 —— 可是当我刚搬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和女朋友在我们布什威克区的公寓外面接吻,一伙十几岁的熊孩子就开始对着我们大喊大叫,嘲笑我们。这事儿有点吓人,也非常令人疑惑。从此,我就明白了,在某些地方我们不能手牵手,也不能公然秀恩爱。

我去过的美国城市不多,但我知道如果你去到南方,牵手是绝对危险的,尤其是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反 LGBT 法案出现以后。”

沙希德·卡汗(Shahid Khan),45岁,社区干事,来自巴基斯坦:

“每次和美国人说话,我都觉得难受,因为我没法用一种自然的方式沟通。我没法在三分钟以内完成一次对话,大概得花个十分钟才行吧。我没法用英语思考。移民的思维方式确实如此。我用乌都语思考,却需要用英语表达。我不能改变自己,因为我是40岁才来到这里的。当时是2010年。一个40岁的成年人,他这辈子都是用这种方式生活的,你觉得他能在三年、五年,或者六年内彻底改变自己吗?不可能。”

阿利森·帕沃(Allyson Power),28岁,学生,来自加拿大:

“我觉得总体来说,美国人有些过分友好了。这说法挺奇怪的,因为我是加拿大人,这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刻板印象才对。经常有收银员问我最近怎么样 —— 这还算正常的。之后他们竟然会问我今天做了什么,我感觉这就有点太私人了。而且我不知道是自己脑子里的加拿大人作祟还是怎么着,我竟然也总是会老老实实地答了,所以估计我也是太认真了。我得学学怎么礼貌地和人谈话,别让对方觉得好像不问你点什么就没法继续聊天了一样。”

伊迪·梅达(EdyMeda),29岁,侍者兼健身教练,来自危地马拉:

“我是个来自危地马拉的同志。在危地马拉,身为同志很危险。从你认识到自己是同志的那一天起,无论是政府当局、宗教组织还是各种帮派,全部都是反同性恋的。在我来到这里一年半以后,我向移民平等组织申请避难。实话说,我花了不少功夫才意识到,同性恋者可以在这里过上平静普通的生活。我一直以为是自己错了,以为我会下地狱,而我受到的 ‘治疗’ 也是自作自受。2011年,我第一次参加 ‘同志骄傲’ 游行。这确实让我感到骄傲,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骄傲。现在,我觉得这里就是我的家。”

Illustrator: 梅利·德格南(Mai Ly Deg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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