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中国纪实摄影的专栏,由我们与 “假杂志” 共同制作。

假杂志 是独立出版人言由在2009年创办的一本在线杂志,早期内容介绍地球上富有诗意的摄影师、艺术家、设计师、品牌和出版物。近两年言由辞掉了自己在媒体的全职工作,专心做起摄影画册的出版,筹备 “真正” 的摄影杂志书(在 这里 购买假杂志的出版物)。我们邀请假杂志开辟了一个名为《纪实中国》的专栏,并首先问了问他:我们喜欢的中国纪实摄影到底是什么。

会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为这个专栏确立名单时,常常遇到困惑,纪实在这里是指新闻图片里的纪录吗?为什么我们很难找到西方体制下,同样供职于图片社,又能在艺术领域占有一席的摄影师?大多国内所谓新闻摄影,拍摄风格是很统一的,也可以说有一些单一,出现在平面媒体上的摄影作品多数以叙事的目的出现,很少会探索不同的风格和审美;而更多琢磨创作手段的摄影师却鲜少有机会把自己的风格体现在媒体工作之中,是我们的认识过于狭隘了吗?

言由就这些问题抛出了一个引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要看到的纪实摄影师,会规避掉类似于一些门户网站图片栏目里猎奇心极强的摄影,而集中探讨 “主观纪实”。

选自《在克拉科夫的十日》

大约半年前,杨圆圆 找到我,将她编辑的一本手工书摆在我的面前,是关于她在 克拉科夫 的十日。我翻看书的过程中,一边为她的改变感到惊讶,一边也为她这本手工书感到惊喜,当即答应她为她出版这本作品。

摄影作为后媒介,这些年在国际上也颇为火热,很多摄影师通过老照片旧影像表达着自己对这门不新不旧的艺术媒介的看法,是该有中国的摄影师来尝试了。除此之外,杨圆圆还通过这本书探索了电影与摄影之间的关联。而这正是我当初做“假杂志”的起点。

假杂志:能否聊聊你对“纪实”的看法?

杨圆圆:前阵子正巧对 Adam Broomberg & Oliver Chanarin 进行了一次采访,想在此引用一句他们对于纪实摄影的看法:“我们坚定地相信,人类的苦难以及暴行是需要被记录的,倘若当时能有更多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纪实摄影被发表,那么这场灾难或许可以被更早地终止,不是么?” 我也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纪实摄影的重要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纪实摄影必然面临了很多转变。第一,当下的纪实摄影已经和五六十年代的纪实摄影完全不同了,所谓 “决定性瞬间” 与真实的关联 —— 即通过某个被捕捉的瞬间情景意图去反应某个事件的真实 —— 已经多次地在艺术家作品或者论文中被进行了否定;第二,拍照的行为已经变得非常民主了,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的时代,对于这个时代的纪实,已经不再单单是由职业摄影师去完成。

我觉得,当代的纪实摄影更接近于一个集体性的行为。所谓 “被纪录的现实”,就存在于每天被上传至互联网的千万张图像之中;每一个使用智能手机或者可联网数码相机拍照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记录者。而在我看来,当下 “纪实摄影师” 或者意图通过创作去反应 “纪实” 的实践者,是在这广阔的图像海洋中将特定的图像进行梳理与编录,并使用自己的语言将之再次呈现的人。

选自《在克拉科夫的十日》

你最新的《在克拉科夫的十日》这个系列作品,其实就是编录整理了许多 “纪实照片”,比如家庭相册等。这个系列是怎么开始的?

最初的想法是在短暂的旅途中诞生的,而它的生长是在后期近一年梳理素材与编辑过程中逐渐完善的。在去克拉科夫之前,我并没有想到要做这个作品;最初我只知道我想去这个城市,一个原因是因为押井守的动画电影《空中杀手》,同时也因为我对这个城市历史背景的兴趣。 

是有情结吗?

在最初或许是的,无论是源自于这部动画,还是对于波兰和二战历史的兴趣。押井守在《空中杀手》中呈现了他对于未来战争形态的想象,而电影中有许多场景的构思都取自于克拉科夫 —— 波兰历史上的首都,同时也是离奥斯威辛集中营最近的一个城市。这种未来与过去之间的联系,在我看来是非常吸引人的。

当时我买了一个月的火车通票,正在欧洲四处旅行,最初在克拉科夫只呆了三天。在后来前往其他城市的途中,我决定无论如何要再回去多停留一段时间。于是后来我又回到克拉科夫呆了一个礼拜,所以我在这个城市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总共有十天。在这十天内,我没有刻意地去搜索任何特定的素材,一切的发生都非常地自然而然:无论是因为《空中杀手》的兴趣而前往波兰航空博物馆,还是去跳蚤市场搜集旧照(我搜集旧照片已经有近五年的时间,无论去哪个城市旅行,我想去的第一个地点几乎都是跳蚤市场),以及每天拍摄大量的快照(任何一个摄影师的本能)。然而,这些自然搜集到的素材,在之后的编辑过程中彼此之间所产生的关联与可能性,却远远超越了10天这样一个时间维度。

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一个旅行者,当我们带着自身的经验与历史前往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如何在短暂的时间范围内与这个地点的历史发生关联,这些逝去的历史和我们还有关系吗?我们在当下所遭遇的事物,与这个城市自身庞大的时间轴是否能够产生联结?

而这本书呈现的仅仅是一种可能的模式,倘若我在去年7月的某一天并没有决定去 Hala Targowa 购买旧照,也许这本书依然会诞生,但它最终的叙事和形式或许完全会是另一种样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里,我们无时无刻都穿梭于一个又一个地点之间,遭遇形形色色的人事物,而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此刻”,都是由无数条相交的时间轴汇集而成。这是多么美妙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孤立存在的,一切都是彼此关联的。

选自《朝鲜风景》

你也给我看过一些 “平壤” 的照片,这个你也有做成一本书的计划吗?

朝鲜风景》这件作品包含了两种类型的素材,一类是我翻拍的电视屏幕(朝鲜电视台节目里的景观),另一类是现实中的景观。这个系列同样源自于我的一次旅行:在前往朝鲜之前,我就深知我不可能看到那些大家都为之好奇的 “真实的朝鲜”;但是我认为,那些在朝鲜官方严格控制下呈现给旅行者的景观,同样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于是我决定就去呈现这一部分的真实。

朝鲜只有三个电视台,在我住进涉外酒店的第一个晚上,我在当地的 “新闻联播” 中看到的所有节目,就仿佛是我们接下去旅程的预览。果然,后来的七天证实了我的预想 —— 我们被带去参观给各种领袖雕像献花,被带去参观高大上的学校、高大上的工厂、高大上的教授家。在朝鲜,平壤人不能随便出平壤,外地人不能随便进平壤。整个平壤,就像是一个专门给外人观看以及为电视台拍摄而筹备的完美置景。

而我在《朝鲜风景》中呈现的图像,是针对朝鲜公共图像展开的一次研究。由于没有网络广告电视台导致的 “图像多样性的匮乏”,在城市环境中那些通常会出现图像的位置(譬如广告版、餐厅的墙纸和装饰画)主要被两种类型的图像占领:领袖图像,以及象征着 “完美城市” 的风景画或城市景观画。后者也被作为电视频道上的主要基调,被用作为所有新闻播报以及歌舞表演的背景图像。

这些无论是出现在现实还是电视中的 “完美风景”,就如同旅行团缜密规划的日程安排,以及我们所居住的只对外宾开放的五星级涉外酒店一样,都指向一个舞台剧一般的完美现实,一个与该国家真实现状保持平行的置景现实。通过对于这类朝鲜风景画的观察,这个项目意图激发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些图像如何关联/塑造了朝鲜人民对于现实的理解?这件作品我曾经想过将之编辑成书,但目前还没有实现。

选自《朝鲜风景》

从很早前假杂志采访你到现在,其实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能谈谈这几年你自己的改变吗?

我觉得应该称之为成长吧。在我举办第一次不太正经的个展的时候,我才刚刚读完大一,还不到20岁。现在回头看,当时连续被展览了几次的作品既稚嫩又有点矫情,但它确实是我作品成长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个年轻艺术家都经历过特别迷茫的时期,不知道自己的创作语言究竟是怎样的;而在近期的一年半两年内,我感觉自己逐渐摸索到了一条相对清晰的创作语言。

我记得当时假杂志采访我时,呈现的项目是《虚构的记忆》,这也是我第一次个展,以及第一次在国内大型机构参加群展的项目(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现在回顾这件作品,虽然有诸多方面的不足,但已经体现出很多我目前兴趣的所在:譬如对于旧照片的兴趣,以及对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注。记得当时为这件作品,我还特意弄了一个二手皮箱,将手工印的黑白照片都做成家庭相片大小的尺寸。通过刻意模仿跳蚤市场中销售老照片的形式,我希望引导观看者去触摸这些照片。对于 “将照片作为物件” 的关注一直延续至我现在的实践,伴随着时代的改变,这种触摸照片的体验已经逐渐消失。与此同时,这种体验的改变也造成了我们对待记忆的方式的改变,关于这一点又可以谈到很多,在此就不继续扩散去谈了。

总之,回首过往的作品,总会有许多的尴尬或者不满意,然而它们与自己当下实践的关联都是不可磨灭的。并且,无论作品形式上有怎样的改变,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开放的,我希望去通过作品提出疑问而不是给出答案,我总是希望观看者在看完我的作品后,能在脑海中能激发出自己想象的图景。而这些出现在他人脑海中的图像,才是我认为作品真正完成的图像。尽管它并不来自于我,而是来自于每一位观看者。

选自《朝鲜风景》

最近在做什么项目?

今年8月,我在重庆的器空间做了一个半月的驻地项目,最终展览其实是以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展出的。在布展的时候,我将整个展厅视为了一本书的剪辑本。这件作品同样起始于一本旧相册,并包含了大量的照片与既存图像素材。

通过作品,我想从不同面向去呈现这座城市的构成。我希望能在近期把这本书的编辑完成,这件作品名字是《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而在完成这个作品之后,我明年要做的另一个项目,或许将是我做过的所有作品中,所涉及到最多素材以及最为庞大的作品 —— 在去年的时候,我在微博上向公众征集胎记,最终我收集到了100多人的胎记照片。下一件作品将与这些胎记样本有紧密的关联。不过作品的形式并不仅仅会是样本式的调查,而会包含更多其他的材料。这件作品关于代表个体的印记,以及个体身份与集体身份之间的关系。

几近抵达,几近具体,重庆展览现场

你好像对做书有独特的情结,这几年做摄影书也似乎成了一个全球风潮。谈谈你对摄影书的看法?

我就从咱们合作的《在克拉科夫的十日》说起吧。在整合素材并开始编辑作品大纲的时候,我其实是以散文电影的思路去构思这件作品的。然而,电影需要观看者完成一个从 a 点到 b 点不间断的观看行为,而我希望对于这件作品的观看可以涉及到很多反复,譬如阅读到第 xx 页的时候,观看者或许会希望将书再翻回第 x 页,恍然意识到两部分内容之间的关联,然后再将书翻回第 xx 页继续阅读 ......这个反复的阅读对于这个系列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阅读者也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到了书页之间的关联中。

我认为我们最终将书做成一个笔记本或者手札的形式,是非常合适的。在观看有一类艺术家的作品时,你会完全找不到作者与其作品的关联,这一点是我不太喜欢的。我所喜欢作品,无论题材为何,你总能在其中寻找到艺术家的个人体验,而观看者能够在这些更为人性的体验中产生自身的投射感。书也是一个与个人体验紧密关联的形式,它是观看者买得起并可以独自拥有的,就像我在采访 Adam Broomberg & Oliver Chanari 时,他们提到 “书是一个非常民主的物件”,观看者可以将书拥有,将它带回家并独自阅读它,这种私密的体验是只针对书才存在的 —— 你可以和别人一起看电影,但不可能和其他人一起看一本书。

 

《在克拉科夫的十日》新书首发会将在12月5日(本周五)晚7点30分在北京库布里克书店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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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adi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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