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些让专业律师也为之苦恼的罪行。

人们成为律师的原因各有不同,比如有些人是为了那一袭华丽的律师袍,还有些人是想为那些遭遇不幸与压迫的人寻得正义。不管他们根本的动机是什么,律师界的大多数人都会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中碰上复杂棘手甚至些许恐怖的案件。为了能了解到更多此类的案件,我与几位律师进行了交谈,并询问了那些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最深、最令人心生恐惧的故事。


“虽然你可以解释何为邪恶,但是你不能解释何为疯狂”

尼古拉斯·帕西纳(Nicolas Pasina)在南锡孚日圣迪耶做律师。他仍记得为一位35岁的女性辩护的经历。这名女性曾被指控在少年法庭上捅伤了一位法官。2007年6月5日,当法官宣判延长领养院对法蒂哈·本安娜(Fatiha Benzioua)三岁儿子的领养期限时,她就从包里拿出了厨房刀刺向了法官。法官的腹部多处被捅伤,当时被立刻送往了医院。幸运的是他逃过了一劫。

“这位女性非常娇小 —— 她可能还不到五英尺高 —— 但是当她在袭击法官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拦得住她。就连他的爱人也没能拦住她,而且她的爱人是位高达六英尺六英寸的屠夫。” 帕西纳说道。他似乎非常确信,他的客户当时完全没有自控能力:“社工说,在听证会的几周前,她曾经坚信自己能够跟迈克尔杰克逊对话。” 2010年四月,她再一次出现在了法庭之上;这一次她被指控的罪名是蓄意谋杀地方法官。

对于帕西纳来说,这个诉讼案极具挑战。正如他说的那样,“审判期间,她一直在进行药物治疗,当时的她完全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 经过四位精神病专家的诊断后,只有一位专家认为她在袭击法官的时候确实失去了意识。“我们必须 ‘战胜’ 其他三位坚称她情况良好的精神病专家。她当时的精神情况非常糟糕;审判期间,她一直盯着墙,前后晃悠着身子。”

检察总长要求判决其13至15年的刑期,法庭的最终判决为13年。之后的上诉中,判决结果也依旧维持原判。这一判决对于帕西纳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他自己也认为,“真正的正义并不存在。心理疾病让我们为之恐惧。虽然你可以解释何为邪恶,但是你不能解释何为疯狂。”

2013年6月19号,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孩由于严重缺水死在了家中。据法医专家称,孩子曾在一间室内温度接近85度的密闭房间睡觉,种种迹象表明她当时连续12到15个小时没有喝过水。就在前一天,她的爸爸 —— 当时他年仅25岁 —— 带着她在强烈的阳光下散过步。“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家长怎么可能这样对自己的孩子呢?’ ” 格列瓦·尼安格(Gregoire Niango)说道。他是这位离世小女孩哥哥的法律顾问。“对我而言,这完全难以置信,我打心眼里无法理解这一罪行 —— 怎么可能会有人记得给自己的狗喂水喝,却忘记喂他们自己的孩子呢?”

审判于2015年10月在南锡举行。“审判期间,我每晚都会梦到这个案子。他们因为自身的懒惰,让自己的孩子丧命。这完全难以理解。” 尼安格绝望地说道。他也承认自己当时在法庭上确实有点儿 “耍性子”,他问孩子的父亲:“你的狗死了吗?你的鱼死了吗?你的孩子死了吗?” 被告人—— 那一刻本来看起来极其平静—— 却流下了崩溃的泪水。“看到他哭的时候,我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这唤起了他人性的一面,” 他说道。最终,这对夫妻被判决了五年有期徒刑。


“我能够确信的是,他不是嫌疑犯,而是受害者”

2015年4月,弗雷德里克·伯纳(Frédéric Berna)曾为一位40岁的男性辩护。在同一天的晚上,这名男子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性侵了自己的女儿;用手电筒打死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后,又强奸了她的尸体。在这次令人心惊的审讯之后,被告人最终被判决为终身监禁。然而,这并不是伯纳觉得最为困难的案子。

“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辩护其实也不是件难事儿,即使这个混蛋还是所有人眼中的怪物,” 伯纳对我说,“这个时候,你只需要展现出自己最现实的一面就行;你只需要带着 ‘把它当成事做’ 的想法就好了 —— 更为复杂的案子其实是当你对你所辩护的客户深感同情的时候。”

他回忆起他与一名年纪轻轻的犯人打交道的时候。这名犯人被指控的罪名是,与他的狱友一同将另一位犯人折磨致死。他说:“他当时就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刚被转移到成人监狱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小家伙。” 塞巴斯蒂安·施瓦兹(Sébastien Schwartz)和约翰尼·阿格苏驰(Johnny Agasucci,一位年仅26岁的建筑绘画师,他因为一起毒品案件入狱),还有塞巴斯蒂安·西莫奈特(Sébastien Simonet)住在 Charles III 监狱中的同一间牢房。塞巴斯蒂安·西莫奈特当时正等待着对他 “将另一位狱友折磨致死” 的判决。西莫奈特有一个习惯:用热铁棒在室友身上烙印。毫无疑问,他的这一举动在监狱中散播了恐惧。

2004年8月25号的晚上,阿格苏驰被发现死在了监狱牢房中。他的腹部和生殖器都遭受了多次击打,并且身上还有多处被叉子捅过的伤口。他的胳膊被拴到了身后,脖子上还套着一条绳子。他的狱友立刻遭到了怀疑。施瓦兹向警察描述了当时施暴的场景,但是他坚称自己没有参与到折磨死者的过程中。

他所说的故事和验尸的结果似乎是一致的:“施瓦兹是一个只有5英尺2英寸高,120磅重的小个子 —— 因为当时目击到的一切,他完完全全受到了精神冲击。他确实在西莫奈特的命令下殴打过受害者,” 伯纳解释道,“我能够确信的是,他不是嫌疑犯,而是受害者。当时的处境是他无法改变的,因为如果他不听从西莫奈特的命令,他可能会丢了自己的小命。” 在等待审判期间,施瓦兹被暂时释放。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当时找了份工作,准备与他的女朋友组建自己的小家庭。

2009年1月,审讯于 Meurthe-et-Moselle 法庭开庭。当时,西莫奈特的辩护人想要把罪名彻底推给施瓦兹。“我当时压力如山倒。我一直把施瓦兹当做自己的儿子。我当时毫无想法。审判来临之际,我一直食之无味、夜不能寐,” 博纳回忆道,“轮到我出庭对证的时候,我几近崩溃,因为我害怕自己把案子搞砸。我对陪审团演说时,一开始就谈到了自己以及这件案子对我的影响。当我演说完毕后,我坐下的时候差一点儿就要晕过去了。当时的我就像被罩上了黑色的面纱一样。”

最终,西莫奈特被判为终身监禁。施瓦兹因为殴打被判刑期一年。然而,法官原本要求施瓦兹因谋杀罪名被判10刑期。“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成功的案子,” 博纳说。


“你根本无法从这样的案子中全身而退”

还有一个更加肮脏不堪的故事,这是 Épinal 的律师皮埃尔-安德烈·巴博尔(Pierre-André Babel)碰到的案子。这个故事要追溯到2009年,当时一个来自孚日圣迪耶的男子和一个女子开始了一段恋情;这个女子本来最后会成为巴博尔的客户。据律师所说,这个男子是 “一个有着特殊性癖好的、彻头彻尾的性变态者”,他当时也一直跟他的邻居在一起。

他还有一本装有他与这个邻居和她的女儿发生性爱关系的照片的相册。“他试图操控这个女人和他的女儿,她们俩都是非常单纯实在的人,而且都有着严重的生理缺陷,” 伯纳告诉我。这个男人因为被指控性侵未成年少女,于2009年6月被带上了孚日法庭。“仅仅是翻看那本相册,都是对于人性的一次考验,” 律师说道,“因为当时所看到的一切,我做了噩梦 —— 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头一次。”

审判前的面谈让他对于他的客户的动机消除了疑虑。很明显,面谈的所有内容都表明了一点:他所辩护的女子确实被这个男子操纵了。然而,审判前的几个月,男性被告人突然停止进食并服用了他的心脏病药,因此,他便死在了监狱。“这是我需要跨越的第一个关卡;因为如果他能够出席审判的话,那么陪审团就能够意识到他的人格问题以及他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 他说,“第二个关卡是:我的客户的感情在审判的那一刻突然 ‘冻结’ 了;她无法表达自己对于受害者的同情。” 她讲述自己所做的一切恶行之时,就像是在熟背一份购物清单。这让我倍感难受。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陪审团看不到她人性的一面,那么他们绝对不会对她抱有同情之心。我害怕的是,她的精神疾病可能会让她最终的判决比应有的判决更为严重。

确实如此,他的客户被判7年刑期,然而共犯 —— 受害者的母亲 —— 被判15年刑期。这场审判在上诉审判之后于默兹法庭举行。当时,她也开始接受精神病专家的帮助。自审判之日起,她一直是一副冷漠无情的态度。直到第二天,当她站在法庭的时候,她流下了无法抑制的泪水。“那是体现出她的真诚的一刻;这也是使得她能够减刑的原因。” 巴博尔总结道。

“1998年的一个早晨,一个17岁的女孩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推着一辆婴儿车,里面坐着一个金发小姑娘,而且她当时明显已经怀孕很久了。” 海伦娜·斯托曼(Hélène Strohmann)回忆道。斯托曼是一位来自南锡的律师。这个女孩的男朋友,几年前斯托曼也曾经为他辩护过,在她的面前被杀害,原因是因为一次被搞砸的毒品交易。“这个女孩也是一个瘾君子,社会服务人员曾经威胁她要把她的孩子带去领养院。当我们为了她的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努力的时候,她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当时她已经有七个月的身孕了。”

孩子出生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斯托曼被叫到了南锡的警察局。原因是那位年轻的女子由于杀婴罪的嫌疑被逮捕。那天早晨,她在饲料槽中发现了孩子冰冷的尸体。尸检结果表明,孩子的肋骨已经断裂,并且头部也遭受了重击。

“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她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我根本无法想象她能够做出那种事情。她和她的伴侣都没有责备对方的意思,他们两个人都坚称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当然,她的邻里之间都在责备她。最终,法庭判定她为期14年的刑期。然而她的男友却无罪释放。我依旧记得裁决宣布的时候,她穿上大衣的样子。” 斯托曼回忆道。

之后的上诉审判在孚日圣迪耶举行。这场审议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最终,这位年轻的母亲宣判无罪。“从法律角度来说,这个决定很公平。但是,从人性角度而言,却有失公平。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孩子到底是怎么死的,” 斯托曼说,“ 这个小姑娘的故事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她的人生充斥着艰辛,就像是她从未有过任何选择的机会一样。我做过两次她的律师:曾经,她是一名被害者 —— 她眼睁睁的看着孩子的父亲被杀害。之后,她又因为涉嫌杀害自己的孩子成了被告,” 她接着说道,“你根本无法从这样的案子中全身而退。”


Translated by: 张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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