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一项前途未卜的社会试验。

 

摄影:玛里亚诺·卡兰扎(Mariano Carranza)

1969年10月8日早晨,何塞·穆希卡(José Mujica)起床,整理好衣服,准备去参加一个葬礼。他和九个年轻人(都是死者的外甥)挤进一辆大众面包车,在一个双行道边等着。他们将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出发,向东驶向一个叫潘多的小城,全程大约23公里。上路之后,这辆面包车加入了从高档殡仪馆租来的六辆轿车和一辆灵车组成的车队,轰隆隆地穿过一片片紧靠南美海岸线的田野。整个旅程阴沉而安静,在距离潘多还有5公里的地方,“哀悼者们” 突然袭击并制服了车队的司机,把他们塞进了面包车的后座。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葬礼、尸体,也没有什么 “哀悼者”,前往潘多的人都是图帕马罗斯的成员(The Tupamaros)。图帕马罗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游击队组织,他们希望乌拉圭任用一个古巴式的独裁者,推翻深陷腐败问题的现任政府。35岁的穆希卡是这个团体里的元老级(且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他坐到其中一辆车的后座上,手握西班牙制造的 Z-45 型冲锋枪。潘多是个沉睡的工业城市,人口一万两千,他和他的小部队抢劫了这座小城的银行,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混乱中杀害了一个警察和一个市民,企图接管当地政府。

四十年后,何塞·穆希卡已经74岁了。在2009年左翼联合政党赢得大选后,他披上了蓝白执政腰带,当选为乌拉圭总统。

尽管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肚子也鼓了起来,但他那双老鹰般犀利的眼睛依然注视着首都中心广场的人群,那目光和1969年他在潘多小城街道上的目光一样。他通过大屏幕发表了一场激烈的演说,人群对他投来尊敬的目光。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写到: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穆希卡真是把自己带入了一段非凡的人生旅程:穆希卡以前是个革命者(有人或许把他叫做 “恐怖分子”),曾挨过六次枪,在监狱里待了十四年,饱受煎熬,被独自关押三年多,最终被释放;后来,他宣布弃兵从政,赢得了总统选举,领导着经济日渐复苏的乌拉圭。与此同时,他宣布了同性恋婚姻和堕胎合法化 —— 对于一个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来说,这一做法的确让人瞩目。他把 90% 的积蓄都捐给了慈善机构,不住在豪华的总统宫殿中,却住在自己的小农场里,开着大众甲壳虫,从不穿正装,谴责过度消费,也谴责西方把乌拉圭当作经济缓冲带的做法。

穆希卡最刺激的经历,当然还是成为了一国之主。在他的领导下,乌拉圭政府决定将大麻全面合法化,并进行政策调节;2013年12月13日起立法,2014年正式生效,这也使乌拉圭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大麻合法化的国家,穆希卡也因此成为了全世界年轻革新者们的英雄。 其实穆希卡自己不抽大麻,他更喜欢威士忌和雪茄,而且称自己从来没有吸过任何毒品;而且在2012年联合国大会的一次演讲中,他还宣布:“我们要做的,就是从贩毒者手中抢夺市场。”

穆希卡并没有继续用暴力手段打击毒品犯罪,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有人估计,禁毒战争仅在南美就花费了一万多亿美金,有上万人丧生。如果乌拉圭的这一举措能成功从垄断集团手中抢夺大麻销售的市场份额,穆希卡模式也会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反响。

穆希卡养了一只少了条腿的吉娃娃,名字叫 “曼努埃拉”(Manuela)。摄影:玛里亚诺·卡兰扎

何塞·穆希卡·科尔达诺1935年生于蒙得维的亚市郊,小时候帮一个人带他的母亲在社区里卖花,骑着自行车,载着摞得高高的各种颜色的菊花到集市上去卖。这是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经历了一段有尊严的穷日子,” 他后来回忆说。

贫穷让他对政治激进主义产生了兴趣。在从一所很有名望的高中退学后, 穆希卡开始和一些短期服刑的罪犯混在蒙得维的亚的一些隐蔽住宅区;也正是那时,他遇到了社会党党员尹立科·埃罗(Enrique Erro)。埃罗领导了左翼政治党派的一支青年队伍,并对穆希卡的领袖气质赞赏有加,让他在党内负责一些事务。穆希卡得到了党内一些资金援助,用战友们给他的昵称 “佩佩”(Pepe)周游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 他去了莫斯科,去了北京,还在1959年去了哈瓦那,见到了刚掌权没几个月的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

佩佩回到蒙得维的亚后,离开了埃罗的队伍,成为了一名城市游击队员。至于他是如何从一个青年民主社会主义者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持枪游击队员,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根据乌拉圭记者塞吉奥·以色列(Sergio Israel)的传记作品《穆希卡:总统先生》 (Mujica: El Florista Presidente)所述,是古巴革命让穆希卡开始构想在南美洲掀起类似的政治剧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佩佩加入了文章开头时提到的图帕马罗斯城市游击队。该组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劳尔·森迪克( Raúl Sendic)成立,森迪克是一名律师,之前也见过格瓦拉,并在做一些 “武装宣传 ”工作 —— 比如说接管电影院,迫使观众看一些谴责自由民主不公正的幻灯片。图帕马罗斯也会抢劫银行,把钱归还给市民,他们也因此赢得了 “罗宾汉” 的美誉。除此之外,游击队还因为人数众多的女性成员而遭到乌拉圭媒体诟病(其中一名叫耶西·马齐的女性成员还曾和佩佩约会过),但在该组织宣传部长看来,“当你看到一个女人和男人一样拿着 0.45 英寸手枪时,才会意识到平等的真正含义。”

在潘多的袭击事件中,佩佩穿的像参加葬礼一样,其实是为了纪念切·格瓦拉逝世两周年,也为了向全国人民宣传他们的组织,宣传他们最终要接管乌拉圭的目标。回到那天:正午过后,一队黑色的轿车和一辆大众面包车进入潘多,已经伪装好的图帕马罗斯队员到达小镇,开始在警察局前上演一出杂耍剧 —— 他们大声训斥坐在第一排的警官们,拿起枪袭击了整个辖区,把警察们锁在监狱里;双方交火之时,一个警察坚持抵抗,等待偷偷逃跑的机会。

佩佩和他的团队切断了电讯通话系统,并高效分配了各自的职能,没有开一次火。受到惊吓的电话操作员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台,躺倒在地上。接着,佩佩发表了关于切·格瓦拉的长篇演讲,试图激励乌拉圭人点燃革命的战火。最终,三名图帕马罗斯成员被杀害,很多人在小镇银行的激烈枪战中受伤(当时图帕马罗斯成员正在抢劫),血溅到了街道上。

此时佩佩已离开了潘多,回到了蒙特维的亚。他坐在酒吧里,和其他人一样,听着广播里的报道。

1985年9月29日,佩佩开始了他合法的政治生涯,在人群面前发表演讲。摄影:马塞洛·伊萨鲁德(Marcelo Isarrualde)

1970年3月23日,佩佩被逮捕了。那天他正在酒吧喝酒,一个警察认出了他,并叫来了救援。佩佩看到了酒吧外的警车,便拿出枪,开了火。接着一场枪战又开始了:两个警察中枪,佩佩也两次受到袭击。当他在酒吧地板上匍匐行进时,另一个警察又对着他腹部开了四枪 —— 巧合的是,后来给他治疗的医生也是个在医院卧底的图帕马罗成员。

从广义的历史学角度,穆希卡被捕可以看做是图帕马罗斯的终结。1974年夏天,乌拉圭军队发动政变,对几百名图帕马罗斯成员进行了监禁、杀害和折磨,大部分领导者都未能幸免。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佩佩都在监狱进进出出。他和其他八个图帕马罗斯的领导者被拎出来当作 “特殊囚犯”,被单独囚禁。

他被囚禁的其中一个地方,是在蒙特维的亚北部200多公里的一个军事基地。佩佩被关在院子里的一口井里。说是井,其实不过是院子外的一个小水池,部队里的马可以在那里饮水。他们把水池里的水抽干,建了三间牢房,在牢房上放了金属薄板,以避免阳光直射。被关在里面佩佩有些神志不清,他开始听到一些争吵声,就好像收音机卡在两个台之间的那种声音。他有时会大声尖叫,让人 “把收音机关掉”。

1984年,军方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将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中获胜的政府,独裁统治正式结束。在过渡政府时期,佩佩的生活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狱警们给了他一块地让他种菜,他通过这个过程重新获得了心理上的安宁;但其他图帕马罗斯成员中有一个死去了,还有一个疯掉了。

1985年,这八个被囚禁的人获得大赦。出狱之后,佩佩、另一个领导者埃莱乌特里奥(Eleuterio Fernández Huidobro)、和其他前图帕马罗斯成员成立了一个合法政党,起名为 “人民参与运动党”。佩佩的领袖气质使他在1994年赢得了议会选举,1999年进入参议院。2005年,他被任命为畜牧、农业与渔业部部长。2009年,趁着在乌拉圭自由主义情绪占上风,他以 52.4% 的选票赢得了总统选举。

在这几年里,穆希卡多次提到他在图帕马罗斯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后来成为合法领导者的。尽管他的传奇经历都已被写进了个人传记,但他还是说:“即使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没法想象那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0年3月1日,佩佩在蒙特维的亚独立广场上发表就职演说。图片来源:帕布罗·博坤库拉(Pablo Porciuncula)/法新社/Getty 图片社

2014年3月1日,我飞到蒙特维的亚,采访穆希卡总统。我们约定的那天阳光明媚,我站在独立广场,想象着他在这里举行就职典礼的场景。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何塞·赫瓦西奥·阿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雕像,他是一位乌拉圭殖民解放者,1830年曾为保卫国家独立与西班牙殖民者抗争。雕塑是他身穿戎装,两腿跨坐在战马上的英姿。阿蒂加斯在巴拉圭流亡时死去,传说他在临死之前唤来了一匹马,这样他得以死在了自己的马鞍上 —— 他的遗体就葬于这座雕像底下。广场的东南部是 Torre Ejecutiva,乌拉圭政府大楼。我在蓝绿色玻璃遮阳蓬下躲避早晨的阳光,等着坐车到佩佩的农场采访,那里距市区很近。

太阳微笑着向弯曲的地平线投来柔和的目光,一个刻刻有总统印的浅褐色现代牌迷你小货车在路边停下。我上了车,我们开车穿过小镇的中心和一座座意大利哥特式建筑,穿过一个个城市港口,来到了平坦的乡间。

佩佩的农场富有田园色彩,农舍只有一层。我们坐在阳光斑驳的后院,他有只三条腿的吉娃娃,叫 “曼努埃拉”(Manuela),还有几只小猫在周围闲逛,夜莺们在农场四周的草地上唧唧喳喳地哼着小曲儿。我问他为什么要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而不是住在总统的官邸。

“政客们一旦开始顺着权力之梯往上爬,” 他说。“他们就突然成了国王。” 他是在暗示,政府的虚华表面就像是过去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你需要一个宫殿,需要红地毯,需要许多人跟在你后边说 ‘遵命,殿下’。我觉得这些东西太可怕了。”

他的妻子露西亚·托普兰斯基(Lucía Topolansky)曾是一名女游击队员,现在是一名参议员,在政府工作。我问穆希卡,成为第一个将大麻完全合法化的国家对于乌拉圭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开展一次试验,” 他用沙哑的西班牙语说。“可以基本确定的是,我们会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我们是个培养皿,真的,一个社会实验室。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乌拉圭有超过九千名囚犯。其中有三千人都是因为贩卖毒品罪入狱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每九个牢狱之灾就有三个和毒品有关。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在现行法律下,虽然游客是不能购买大麻的,但依然会给政府税收带来意外之财。那么发展大麻经济是实用之举吗?

1985年3月14日,佩佩被释放,结束了他14年的牢狱之苦。 摄影:艾珍西亚·卡马拉提斯(Agencia Camaratres)/法新社/Getty 图片社

穆希卡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大麻经济不符合他制定的目标。“我们的初衷,是想找到打击毒品贩卖的有效方法,” 他又一次强调。“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问题。咱们得放轻松点,慢慢来。因为我们是在尝试,在开辟一条前途未卜的新路;我们得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最好的解决办法。”

佩佩虽然是个谦卑的人,但他的目标还是很有野心的。跨国毒品交易 “主要掌控在那些能操控体制的垄断者手中,” 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树立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这个竞争对手就是国家,要用举国之力与毒贩对抗。” 游戏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经济手段迫使贩毒垄断集团无法运营,因为政府部门会用每克一美元这样极低的价格出售大麻。在穆希卡看来,镇压毒品贸易的暴力行动,归根结底要靠削减毒品价格,而不是给军队拨巨款,或者囚禁国民。

尽管国际上的毒品政策分析者、吸毒者、以及其他反对禁止毒品的观察者都支持乌拉圭政府将大麻合法化的举措,但这个做法在乌拉圭内部还是不怎么受欢迎。根据乌拉圭在通过这项法案之前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4% 的国民反对毒品的合法化。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同样也谴责了乌拉圭,并点名批评了佩佩,说他做出的决策不负责任。

我问了他对此有何想法。

“面对变化人,们总是这样的反应,” 他摇晃着头说。“1913年,乌拉圭规定了女性有离婚的权利 —— 你知道人们那时候怎么说吗?他们说,如果实行这项法律,家庭就没了,社会道德也会因此沦丧。现在看来多么不可思议!总有一些人持保守或者传统的观念,他们害怕改变。我还年轻的时候,常常去舞会跳舞,当时跳舞就得穿西服、打领带,否则就进不去。现在呢?”

最近,佩佩还在努力说服国会对采矿业实行开放政策,这种做法也同样不受欢迎。2014年,他的政府通过了一个 “情人节项目” —— 这是一个三十亿美金的露天矿区项目。一旦这个矿区开始投入运营,乌拉圭将成为全球重要的铁矿石出口国,产量预计将达到约四十到五十亿吨。佩佩认为这是其政府在外交中最重要的一个决策,但是农民、大农场主、以及环保人士都担心该项目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这个项目要建设几百英里长的煤浆管道和一个深海港口。

当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打断了我,身体向前紧靠,把眼睛眯成了倒挂的弯月,斜看着我。

“咱们直说吧,” 他说。“我们想要让乌拉圭的经济多元化。我并不是要毁掉现有的支柱产业,比如养牛业、农业和水产业,但如果我们能再加一个的话,肯定会非常有意思。但是这一切有个前提:我们得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他继续说:“让人伤心的是,八十岁的祖父思想都很开放,年轻的人有什么接受不了的呢?不能因为祖父的年龄大就说他老,而要看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很恐惧,但是他们难道就对街上发生的事不恐惧吗?”

佩佩没有孩子,而他称自己为 “祖父”。等到任职期结束,他应该才刚满八十岁。但我好奇的是,他对当前年轻人中间蔓延的反叛状态如何看待 —— 他们在街上纵火,从巴西到希腊,从台湾到土耳其,还推翻了埃及和突尼斯政府。

“我看到的是:生机勃勃的春天都以可怕的寒冬告终,” 他说。“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无法独自生活。我们依赖社会而生存,推翻政府、封锁街道是一回事,一起创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另外一回事。后者需要组织、纪律和长期的工作。我们不要把两件事混为一谈。”

在我问下一个问题之前,佩佩突然插入说,他并不是在劝诫这种反叛的精神,因为正是这种反叛精神引领着他走完了人生的大部分旅程:“我想要说清楚一点:我对年轻人的青春能量感同身受,但是如果不变得更成熟,这份能量也起不到什么积极的作用。”

佩佩拿着他最早革命导师之一菲德尔·卡斯特罗赠送的雪茄。摄影:玛里亚诺·卡兰扎(Mariano Carranza)

采访过后,佩佩带着我转了转农场的其它地方,接着又回到了院子。他用他的老款诺基亚的砖头手机接了个电话,应该是什么国家大事。他挂掉电话以后,我点了根烟,佩佩耸耸肩微笑着说:“我不是说你娘啊,但我觉得你应该来点更刺激的。” 

他起身回到屋子,拿着根雪茄走了出来:“这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的雪茄。” 

他妻子露西亚跟在身后,让我看了一个便携式雪茄盒:盒子很大,好像整个房子都装满了卡斯特罗一样大的高希霸雪茄(Cohibas)。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她好像把所有的雪茄都给了我,让我担心怎么能礼节性地收下,而佩佩只是轻声笑着。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乌拉圭之所以将大麻合法化,并不是要让人随意地 “爽”。这是一个严肃的法律试验,更是一场毒品战争。佩佩称得上有着 “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 叔父般魅力,而同时他还是个精明的政治家,知道如何得到众人的关注。在一个仅有340万人口的小国将大麻合法化,也许放在全球范围内看不是什么大事,但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范例 —— 它藏在明处,所做的就是勇敢地将思想转化成行动。至于这个想法是否真能行得通,无论是佩佩还是我都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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