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与北京的三代朋克乐队聊了聊中国朋克的春天是不是也该回来了。

“朋克” 这词吧,非要下定义挺难的。往窄了说,可以指一种音乐类别和这一类别的音乐人;往宽了说,所有刺儿头、混蛋和不服气的家伙都是朋克。往实了说,可以是已走过近五十年的内蕴丰富的历史文化;往虚了说,“操,我就不” 和 “操,我偏要”,就是朋克。

但无论怎么看,位于五道营胡同的 School 酒吧都可以说是北京最朋克的现场酒吧。

三十多年前开始玩摇滚,长年活跃在北京地下音乐现场的老炮儿王迪,熟悉北京几乎所有现在和曾经热闹过的演出场地。有一回,王迪在 School 门口看到店员一箱箱地往外拎空酒瓶,吃了一惊 —— School 居然有消费。要知道,几乎所有做不下去的地下现场酒吧,都死于无消费,即使现在经营着的其他 Livehouse,也难破 “场地无消费,火了旁边的羊肉串和小卖部瓶啤” 这一铁律。“School太奇怪了!”

在 School,演出的乐队和看演出的人都喝酒。有时演出还没开始,就有人跑门口吐。大部分时候人们不会在演出一结束就作鸟兽散,真酒局这会儿才刚开始。

朋克演出格外多,当然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朋克与酒从不分家。除此之外,School 老板刘耗和刘非,都是嗜酒朋克。刘耗是朋克乐队 Joyside 和赌鬼的贝斯手,刘非是朋克乐队人体蜈蚣主唱。如果你一进门,就看到酒吧老板和一圈哥们儿正玩命煞,怎么好意思不喝一个,只要喝了一杯,你就别想走。刘非说了:“我们是用命在干这事儿啊!”

如果顺着北京朋克发展历史往前捋,第一拨无疑是 “无聊军队”,刘耗所在的 Joyside 这一时期可以算是第二拨,再往后常常在 School 演出的年轻乐队,便是新的一拨。

012.jpg王旭(左)和王迪(本文图片摄影均由小猴提供)

1997年左右,北京语言大学西面遍布脏串摊、发廊、小店铺,巷子深处,一家名叫嚎叫俱乐部的酒吧开业。那年王迪34,他走进嚎叫,发现一帮不到二十岁孩子的朋克演出,音乐粗糙却有力。他们完全不同于老一辈的摇滚乐队,显得直接、冲,年轻得无所顾忌。王迪从那时起开始和他们混在一起。

这些乐队是69、反光镜、脑浊、A-jerks 等一帮年轻朋克。两年后,王迪为这些掀起北京第一波朋克浪潮的乐队集结录制了专辑《无聊军队》。

王迪记得,2000左右,他到远在北五环的清河找这帮孩子玩。四周一片荒凉,遍地荒草,走了10分钟才看到一家马兰拉面,一人吃一碗拉面,特高兴。他们不工作,天天厮混在一起死磕乐队 —— 至于找一工作上班嘛,挺丢脸的。

“家在北京,朋友在北京,饿死挺难的,怎么都能活。”

1492676558187867.jpg刘耗

在他们之后,刘耗、边远、辛爽组成的 Joyside 乐队也住到了清河。

他和另一个乐队一块租房。六个人,一个月房租900块。起床就轮流排练,排到晚上就喝酒。每天晚上都有朋友来,兜里揣着三十多块钱,买一大堆啤酒,大家凑一块儿就着馅饼喝。那段时间乐队出歌特别多。到录第一张专辑时,他们一共排出三十多首歌,收录了17首,还有许多都忘了。

到2004、2005年,北京的朋克乐队多达三四十支,朋克网站、论坛如 “朋克俱乐部” 和 “朋克地带” 上聚集了一大帮朋克音乐爱好者。迷笛音乐节固定安排朋克舞台,还有许多 DIY 的地下杂志。2005年,刘耗帮蜜三刀的雷骏筹办第二届朋克音乐节。20块钱一张门票,一共卖出2000张。

王旭那会儿是 Skinhead 乐队 Life for drinking 主唱。他记得那两天,恨不得整个新街口都是让他一见就兴奋的皮衣、马丁靴、Mohawk 和光头。朋克们五六人一撮儿来,五六人一撮儿走,约在距离演出地一两公里的地方见面,一堆一堆地走,制造气势。

1492674770211252.jpg刘非

2009年,Joyside 解散。五六年间,在 D22 一场一场的 Joyside 演出和一顿顿大酒里,一帮年轻人聚集起来,因为酷爱最便宜的金酒,便自称为 “年轻帮” —— Gang of Gin。这一年许宸大四了,进入了年轻帮喝得 “没有明天” 的生活。

刘非和许宸都在其中。

刘非第一次看 Joyside 演出时就被震慑了,从没见过拎着整瓶金酒就上台的乐队。这个乐队几乎从没好好完成过演出,有一回,鼓手关铮打到一半就跑外面吐了几分钟。

后来刘耗在鼓楼东大街开了家古着店。下午五点,所有人自动聚齐,店门口支个桌子,开始吃饭喝酒,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扫大街的都扫了两圈。

喝到了2010年,刘耗和刘非琢磨,既然都这么爱喝,干脆开一酒吧,于是有了 School。

016.jpg许宸

那年许宸大学毕业,按照家里安排做电路工程,先到太原,后去了武汉。他的工作就是个包工头,每天盯着工人布线,跟甲方和经理三方扯皮,陪人洗脚、斗地主。

他一个月只休息一周,每到那周,他就回到北京,直奔 School,和一帮朋友聚到一起喝得昏天黑地,把6000块钱工资造个精光。工作单位有个比他大十岁的项目经理,自己带施工队各地奔波接活。许宸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三十年的模样,感到十分恐慌。工作了两年,他就辞职回了北京。

民谣开始走进主流视野。地下音乐场景的风向偏向后摇,又转向嘻哈。大型的音乐节越办越多,却已经没有一个再设立朋克舞台。2011年之后,王旭已经很难再看到那种让他兴奋的朋克范儿特正的场面,现在的演出,台上台下的穿着打扮,都合理而不 “夸张”。

2011年,许宸创办了朋克厂牌 D.O.G,带乐队、出唱片、办演出。扎进自己喜欢的领域也要付出代价。有时他做音乐节统筹,一天能接上一百个电话,几天下来,一天现场都没看过,累得庆功宴都去不动,差点儿把喜欢的事给做成不喜欢了。

2014年,他办了第一届朋克之春音乐节,那是北京已格外少见的朋克盛况,一连四天,但赔了几万块钱。第二届,时间缩短到两天。今年的第三届,也不知能否收支平衡。现在,D.O.G 带着十二支年轻乐队。许宸的日常工作,就是催着他们录音、写歌、拍宣传照、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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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朋克乐队已经很不一样了。王旭觉得:“北京朋克队伍里,老队员都比较 ‘片儿汤’(北京话,形容人没正事,净干些没用的),后来的,越来越规矩”。但整个时代都变了,新队员如果还 “片儿汤”,就好像装的。

2015年,王旭和朋友们组建新的 Skinhead 乐队 SHAVE'N'SHUT。他2010年结了婚,第二年有了儿子,自己有一家家具店,卖丹麦1950年代的设计师家具。SHAVE'N'SHUT 绝大多数成员都结了婚,做乐队最重要的就是哥们儿在一块儿玩玩。王旭花一半时间陪家人,另一半,和哥们儿呆着,非常有谱儿。

Free Sex Shop 是年轻乐队中特别的一支,成员全是女孩儿。她们几乎都在刘耗的服装店做过导购,原本就是很亲近的朋友。几个姑娘每个人都会点乐器皮毛,有天开玩笑就说,正好组个乐队。第一次排练刘耗去了,看她们基础差得一塌糊涂,“1,2,3,4” 起来所有人各弹各的。过了一段时间,乐队排了三首翻唱,刘耗突然给她们安排了一次演出。她们硬着头皮集中排了五六首,完成了第一次演出。演完之后,大家认真起来,决定把乐队做下去。

1492670445591213.jpg崔洁

乐队里每个人都上班,工作挺努力。主唱崔洁是学服装设计的,在独立设计师品牌工作,每天坐班,即使前天喝得烂醉,第二天也一身酒气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之余坚持乐队非常累,但崔洁说:“朋克是不知疲倦的。”她们一周排练两三次,在同龄乐队中,算多的。前些年还好,这两年,大家的工作都步入正轨,协调时间简直太难,“你的生活里还有很多事,不会除了工作就没事干了。” 而乐队只是其中一件,“虽然是最重要也最好玩的。”

年轻乐队选择一种更有保障的生活,对自己负责,自己养活自己,也养乐队。现在,Free Sex Shop 可以靠乐队挣些钱 —— 够抵排练费。崔洁不打算把乐队当职业全职做,“如果把喜欢的事当工作,你为了挣钱肯定不得不做很多不喜欢的事儿,没法那么纯粹。”

再接下来,乐队还有可能面临乐队成员结婚生子的情况。“无论谁做出什么选择都没什么,只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崔洁说,“但我一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许宸接了茬:“想结婚的就结婚去,想单身的就单身去,反正都会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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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乐队住在一块儿的,大部分人有工作,生活规律。玩乐队好像变成一项坚持的爱好,不再有 “死磕” 一说。年轻人好像活得理智也认真多了,不再选择那种 “玩儿” 起来的生活。

王迪说,时代变了,这么丰富的时代,哪儿哪儿都是你看得见的诱惑,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也会有别的这样那样的追求。好玩的东西太多了,不像过去,信息那么闭塞,搞乐队就是唯一的最好玩的东西。

许宸笑了:“是啊,天天玩手机!”

王紫璐在 school 酒吧二楼 摄影:杨毅东

The Diders 乐队是这几年间冒出来新朋克乐队中出挑的一支。主唱王紫璐可以说是朋克 “老队员” 风范仅有的继承人之一。这是个常常抢麦,天天喝花的家伙。

王紫璐初中毕业后便离开学校混街头。他第一次去 School 就因为亲了别人的女朋友被人狠揍了一顿,那场架弄坏了刘非租来的音响设备。为了赔上一千块钱,他到 D22当酒保打工挣钱。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后来,他拉人组了三人乐队 The Diders。2012年是他们的第一场演出,王紫璐在台上光了屁股。

The Diders 曾经是全北京演得最凶的乐队,常常到 School 任意加塞。过去一年,他们的演出少了很多。另两位成员比王紫璐大几岁,有家庭和孩子,很多时候,大家确实各有各的事。他们几乎成了 “演出前才排练” 的乐队。

王紫璐觉得这没什么,尊重每个人的生活节奏,乐队才能走下去。他自己很快也打算结婚生子,“该有的总得有吧。” 不过,结婚住哪儿,怎么养孩子,还是到时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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