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死去的爸爸,你还会梦到什么?“只有战争和枪炮。”

“你好,我叫大卫(David)。” 一个小男孩自我介绍说。他阴阳怪气的英语引得同伴发笑,但他不屑地回击道:“笑你妈,傻逼。”

大卫今年九岁,留板寸,穿破烂的 T 恤衫。他在华雷斯(Juárez)长大,这座墨西哥的边境城市曾获2008至2010年度 “世界最暴力都市” 的称号。

当我们谈到生活环境时,大卫脱去了坚强的外表。在他看来,生活 “十分艰难”,每次想到一些事情他都会很难受。“什么事情?” 我问。“他们杀了我爸爸,” 他幽幽地说道。

大卫说自己亲眼看见爸爸去上班的时候被人枪杀,而他却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我爸爸?”

对于大卫来说,睡觉是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每周至少有两晚都会做噩梦,梦到有人被杀。每次他都会从噩梦中惊醒,汗流浃背,陷入无限的痛苦 —— 这些都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的典型症状。

“我期待崭新的、别样的生活。我期待和家人在一起,和爸爸在一起。” 他低声说道,“长大以后,我不想生活在痛苦之中,我想当足球运动员。”

从2007至2012年,各个贩毒集团为争取势力范围而开展了血腥的战争,街道上布满尸体。2010年尤为恐怖,这座城市平均每天都要发生八起谋杀案。时至今日,对于战争的恐惧仍然笼罩着伤痕累累的华雷斯城。

在世界暴力城市名单中,华雷斯曾连续三年名列榜首,次年屈居第二,最终在2012年退出前十名行列。当地政府声称名次的下降反映了安保措施的显著成效,而其他人则认为,暴力事件的减少源于本地华雷斯贩毒集团的惨败 —— 当年由 “矮子” 古斯曼(El Chapo Guzmán)掌控的西纳罗亚(Sinaloa)贩毒集团为了控制该市贩毒通路,而将华雷斯的贩毒集团打得落花流水。

被捕的 “矮子” 古斯曼  图片来自 Eduardo Verdugo/AP

暴力事件的确减少了,而其长期影响却日益明显。

“很多孩子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创伤,他们心中充满怨恨与愤怒,所以现在出现了很严重的青少年犯罪现象。” 华雷斯儿童权益系统主管胡塞·路易斯·弗洛雷斯(José Luis Flores)说,“一个恐怖的时代要来临了,现在我们有整整一代人都患有 PTSD,他们无法得到足够的关爱。”

他说约有20万孩子生存在暴乱最严重的时期,有1.4万名儿童在暴乱中失去至亲,还有更多的孩子亲眼目睹自己的亲朋好友被残忍杀害。

在街道上玩耍的孩子们。摄于华雷斯的费利佩安吉利斯。图片来自 Jorge Cuevas/VICE News

德克萨斯大学艾尔帕索分校护理学院副教授凯思琳·奥康纳(Kathleen O'Connor)告诉我:“在毒战期间,华雷斯市民的心灵持续受到创伤。一个人走在街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枪战包围,紧接着就看到遍地的尸体,因此所有人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

为研究华雷斯成年居民患 PTSD 的情况,奥康纳博士曾发表了四篇文章,但她却表示自己对于儿童患 PTSD 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调查期间,她无数次地听到有关谋杀、酷刑、威胁、绑架和失踪的故事,她还创造了 “缉毒创伤” 一词来形容毒战引发的精神问题。她说这种精神问题是长期以来各种事件积累起来而引发的慢性精神损伤 —— 这种观点与人们惯常将 PTSD 当作 “对单一事件的生理反应” 有所不同。

“如果没有接受治疗,遭受精神创伤的儿童就会和患有 PTSD 的成人一样要承担各种问题带来的痛苦,而政府却在这方面无所作为。”

费利佩安吉利斯,华雷斯几个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图片来自Jorge Cuevas/VICE News

埃尔帕索(El Paso)与华雷斯之间隔着一道围栏、一条小河以及几座桥。埃尔帕索连续数年跻身美洲最安全城市之列 —— 这与其邻居的名声大相径庭。

奥康纳博士能从她的办公室里看到险象环生的费利佩安吉利斯(Felipe Ángeles),这里位于华雷斯西部城界,也是九岁大卫的家。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人们能看到崭新的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部(UTEP)校园。

在费利佩安吉利斯的一个课后活动中心,我和四位十几岁的女孩儿围坐在桌边。我问12岁的戴安娜(Diana)是否喜欢周围的环境,她回答道:“不喜欢,但又能怎么样呢?”

她跟我讲了一件她心中挥之不去的事情:上小学时,她们曾眼睁睁地见到有人被残忍枪杀。“我只看了一眼,” 戴安娜说完便马上转移了话题。

毒战对于戴安娜的影响不只这一次。在她7岁那年,她的爸爸被杀害。像大卫一样,她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爸爸。她告诉我们,这次经历给自己带来了长达数年的恐惧。

戴安娜说:“我总是在担心,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每次走路的时候我都害怕被人绑架。”

费利佩安吉利斯中心主管丹妮拉(Daniela)也和我们坐在一起。她目前在一个叫 “独立人民组织”(Independent Popular Organization IPO)的团队工作,这个团队在华雷斯市的危险地区建设了免费开放的课后活动中心。在这里,丹妮拉带着孩子们一起参加活动,使他们能够玩得开心、树立信心并远离危险。他们有时唱歌,有时画画,参加在预算之内的一切积极活动。

在活动中心,丹妮拉每天都能看到毒战在孩子们脸上留下的伤痕。“孩子们脸上的伤疤就是对暴力的真实写照,伤痕承载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丹妮拉今年只有22岁,而朋友被谋杀、表哥被绑架的经历却给她留下了童年阴影,毒战使她的心灵备受创伤。

坐在丹妮拉身边的女孩儿都低垂着双眼,她说:“现在我变得愿意参加活动了。在此之前,我从来不参加聚会。在20岁之前,由于害怕暴力冲突,我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甚至都没出去看过电影,因为我怕被绑架杀害。”

在华雷斯谋杀案件还未打破记录时,这座城市已经因为另一个原因而臭名昭著 —— 上个世纪90年代,华雷斯因为妇女失踪和杀害妇女而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

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墨西哥政府会采取措施减少暴力对于华雷斯的影响。2015年1月,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参观了华雷斯。他与奇瓦瓦州的政府官员一齐将华雷斯吹捧为墨西哥打击犯罪的成功典范。

“某些城市,尤其是华雷斯,与两三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 培尼亚·涅托说。为了突显整个国家治安的改善,他将华雷斯描绘成一个犯罪率骤减的城市 —— 事实却正好相反。

总统参观数月过后,华雷斯孩子们的苦痛遭遇终于登上了墨西哥各大媒体的头条:五名12到15岁的孩子,在 “绑架” 游戏中捆绑了一名6岁男孩,并对其实施酷刑,最终将其杀害。

“我们的政府不承认在华雷斯发生的苦难,” OPI 团队主管卡塔丽娜·卡斯蒂略(Catalina Castillo)说道。她表示,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像 OPI 这样的组织能得到的经费也极其有限,因为 “他们不愿顾及孩子们受伤的心灵”。

 

现在是傍晚六点,课后活动也开始陆续结束。11岁的亚历杭德罗(Alejandro)等在队伍之后。

“我爸爸死了,” 他说,“当时他去上班,一辆车开过来,朝他的货车开枪。” 这一切发生时他只有六岁,他也多次目睹其他人遭到枪杀。“我现在很伤心,很痛苦。我总是忘不了,每晚我都会梦到他。” 

除了爸爸,你还会梦到什么?

“只有战争和枪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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