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重要。

无论是把宠物海龟放在口袋里偷运到慕尼黑的叙利亚女人,还是带着猫居住在希腊伊多梅尼村临时避难营的女孩,在被迫离开自己的家或祖国时,每一个人都必须问自己:我一定要带走的重要物件是什么?

来自瑞士巴塞尔的摄影师加布里埃尔·希尔(Gabriel Hill)邀请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避难者到他的 工作室,让他们带来自己逃命路上最重要的东西 —— 也通常是他们唯一带在身边的东西。


希琳(Shireen),21岁,2010年逃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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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在瑞士已经居住2年了,我的家人只能承担得起一个人离开祖国的费用,所以我一直都是独自居住在这里 —— 实在是太昂贵了,所以他们也不会跟随我来这里。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的父亲给了我一部移动电话,这一部电话和我身上穿的衣服是我唯一能带的东西。

感谢这部移动电话,我可以通过它和家里人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它让我感觉到我不是孤单的,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


塞尔吉尼奥(Sejla),33岁,1992年逃离波斯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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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工作经常去非洲各地出差。在我三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请父亲为我带一只真正的猴子回来,但是父亲为我带回来了一只在苏黎世机场买的布偶兔子。

从此我去任何地方都会带着这只兔子,当战争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如此之快,我既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当我们逃跑时我想带走什么,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忘记了我的兔子。我的父亲留在了那里,我写了很多信给他,我在每封信里都会说:“你找到我的兔子了吗?我想念你。”

我无法描述三年之后再次见到父亲时的感觉,当我在苏黎世的机场见到他时,我整个身体开始颤抖,就在那时我也看到了我的兔子。


塔吉(Taghi),27岁,2011年逃离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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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不得不离开伊朗,我唯一能带走的东西只能装在我的裤子口袋里面。几个月之后我到达瑞士,我经历了很多次徒步旅行,我还时常会乘坐橡胶船横穿河流。

我仅仅带了三张照片,每一张都使我想起我逃离前不同时期的生活,这些都是我温暖的回忆。

如果有选择,我会带上更多的东西在身边 —— 可是我没有选择。


尤塞夫(Yosief),20岁,2014年逃离厄立特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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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厄立特里亚逃离,花了很长时间,精疲力竭。我徒步多日、在几个国家被俘、穿越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些都让旅途变得不简单。尽管这样,我们仍然是幸运的,我们每个人都幸存下来了。

我带了一些私人的东西在身边,但是当我穿越沙漠的时候,我不得不扔掉了大部分东西,以便尽可能多带些水。我只留下了一个写满号码的电话簿,以及我几张童年时期的照片。

这些电话号码很重要,因为我被关押了很多次,而且必须支付捉拿者赎金才能将我放走。我足够幸运,我有一个在英国的叔叔,他寄钱给我,让我支付赎金,这使他的电话号码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纳兹姆(Nazim),26岁,2011年逃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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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不得不离开阿富汗。我曾经在这里被训练成一个警察,但当我刚开始工作后不久就被迫离开了国家。

我有一个背包里面装着我的私有财物,但人贩叫我把它丢掉。我唯一留下的是从警察学院带出来的小书和一条母亲给我的项链。

我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警察,而这本小书就是我梦想的残骸。


阿赫迈特(Ahmet),23岁,2013年逃离厄立特里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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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利比亚上了一艘带我们去往意大利的船,除了我穿的衣服和一张写着我家人的电话号码的纸片之外,我不能带任何东西。他们告诉我,一旦到达意大利,我就得尽快和他们取得联系。

大约在行驶到一半的时候,船翻倒沉没了。我的衣服被浸湿了,变得非常沉重,我不得不把衣服脱掉 —— 它们和那张写着我家人电话号码的纸片一起消失在海上。我和将近200个人一起幸存了,还有超过250个人被淹死了。

在逃离厄立特里亚几个月后,我在瑞士找到了一些可以联系上我家人的人 —— 我的家人以为我没有幸存。而那张写有他们号码的纸片,曾经是我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


马瑞·特蕾泽(Marie-Therese),62岁,2008年逃离刚果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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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必须马上离开我的家,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带上我的任何东西。


瑞胡拉(Rohulla),24岁,2010年逃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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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逃离了阿富汗。当我离开时,除了我穿的衣服,我不能带任何东西。

我的父亲被杀时我年纪还小,所以我对他没有几乎任何记忆。印象中他总是戴着一条金色项链。他死后,我的母亲把项链给了我。

我独自来到瑞士,这条项链是唯一一件来自我的家庭以及家乡的东西。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全世界,它让我感觉我不那么孤单,好像我的父亲总是陪伴着我。


法赫德(Farhad),27岁,2007年逃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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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家里收拾了一些东西,但走私者告诉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丢掉。我不忍心丢掉我妈妈的照片,我把它藏在我的衣服下面。我离开阿富汗之后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妈妈,她的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维纳斯特汗比(Vinasithamby),64岁,1984年逃离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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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在1984年时离开我们在斯里兰卡的家。大部分路的路程我都是步行,但为了到达瑞士,我乘了船、飞机和火车。除了我所穿的衣服,我不能再带任何其它物品。

自从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家人之后,这些照片成了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东西,幸运的是我可以把它们带在身上。在照片中,你可以看到我的父母、兄弟,还有我的妹妹 —— 她现在已经过世了。


苏莱曼(Suleyman),18岁,2014年逃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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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将近九个月才到达瑞士。当时我想把一艘船从土耳其运到希腊,但我们不断被希腊的海岸警卫队抓到,然后被送回土耳其。

我试过五次,最后一次船翻了,我带的所有东西都没了,只留下了这个手机。我妈妈在我逃离阿富汗之前买了它 —— 她花了3000阿富汗尼(约45美元),也就是我家庭月收入的一半。

这部电话是我能让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并确定我安好的唯一方式。我的母亲非常担心我,所以我时不时地打电话给她,帮助她平静下来。电话也让我多了点安全感,少了点孤独。


穆罕默德(Mahmoud),20岁,2014年逃离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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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巴勒斯坦人,但我是从黎巴嫩逃离的。几年前,我从伊斯兰教徒转变为基督教徒,一个牧师给了我这本《圣经》。在我逃离的途中,我在船上遇到了麻烦,我被要求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下船,但我设法藏起了我的《圣经》。

这是我最珍贵的财产,在困难的时候给我力量。它浸泡在海水里泡过,很脏,但我不想要一个新的。

我的家人是唯一知道我转换了宗教的人。在瑞士,我生活在穆斯林主导的庇护所,这也是我不能露面的原因 —— 我过着双重生活。

Translated by: 高海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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