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我们比别人知道怎样更好得活下去,我们不但要坐在边缘上,而且我们要爬到柱子上,去越来越难去的地方,做越来越危险的事情 —— 因为我们什么都已经看过,“有图为证” 会让我们做更冒险的事情。

霸克李·布拉姆是一位长居中国的英国人,我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述他眼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霸克李的中文很好,经常会说出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句子,是一种纯粹的精确 —— 所以如果你读不懂的话,可能得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了。

 

我住在香港的时候,房子在上环的一座破旧高楼第二十六层。这套房是香港大学免费给我住的,但是这套三十平方米的房里,一共有四个学生住在一起。我的床只有一米七六长,而我的身高是一米八七。我在这样囚室般的房里能住一年的原因,就是窗外迷人的风景。从我床边桌子上方的格形窗户里,我能看到中环的全貌。我们的房子在这栋楼最高一层,比周边的楼要高,这样,我的视线就可以到达遥远的维多利亚港。夕阳西下时,落日消失在 IFC 楼的背后,在夕阳余晖中,各色高楼被晕染上了淡淡的胭脂色,好像是水彩画一样。

这幢楼有两个电梯。一个停在奇数的楼层,另一个停在偶数的楼层。一天,在偶数的电梯还在二十层就停住了,所以,我选了奇数电梯,到了二十五层,然后上楼梯走到了第二十六层。我这才注意到,虽然二十六层是最高的一层,但是楼梯依然继续向上延伸。我很好奇,上面会有什么呢?我走到了一扇门前。

推开门,屋顶上灿烂的阳光那么刺眼,那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等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明亮的光线,屋顶呈现给我一个全新的世界,整座城市在我的面前张开双臂,从维多利亚山顶、到九龙的 ICC;从中环金融区,到港岛边界如水镜般的海洋 —— 但是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无边无际的天空。

在香港,你会一直处在高楼的影子之下,活在阴影之中。我认为住在香港的感觉,就好像是庄子书中所提到的 “井底之蛙” 一样。虽然你仰头望天,但你的视线一直被聚集的高楼形成的边缘阻挡了。只有到了屋顶上我才离开了井下的生活,拥有了真正的天空。

从那天起,一直到我离开了香港,我没有一天不来到这个屋顶上待会儿。深夜我睡不着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我的同屋,我每次都静静地来到屋顶,抬头望天。虽然看不到星星,但是整座城市灯火通明,每一栋楼都像许多星星在闪烁着光芒,整座城市如宇宙般辉煌。

几天前在上海,我跟一个朋友在一家小饭馆吃午餐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女人进来了。我朋友认出了她,让她过来,把她介绍给我。她叫 Alicia,是德国人,已经在上海生活了四年多。我朋友说她的爱好是 “去屋顶上呆着”,我说挺有意思的,于是就加了她的微信,请她下次带我一起去。不过,看了她的朋友圈后,我发现我朋友的话其实是轻描淡写了 —— 她不是 “去屋顶上” 那么简单,而是喜欢坐在摩天高楼顶端的边界上,一边晃动双腿,一边拍照片和视频。 

遇见她之前,我从来没见过任何 “rooftopper”(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去屋顶上拍那种使人头晕目眩照片的专业爱好者)。我曾经看过两个俄罗斯人爬到还未完全建成的环球中心屋顶上的视频,有时偶尔也会看到一些 rooftopping 的图片分享在网上 —— 但我没想到这些人会离我那么近,因此当我翻到她的 Instagram 中站在 Plaza66、K11、Shima 等等酒店等屋顶上的照片时,我大吃一惊。

我发短信给她,说下次她再去,那一定要叫我和她一起。于是我们安排在星期五见面。那天,我起床后,收到消息说她确定下午要拍纪录片,问我要不要来?我同意了。她说我们可以在下午先去一些容易的楼顶,然后在 K11 广场和拍纪录片的团队会合。

我们在南京东路的苹果店见面后,开始往外滩走。她告诉我,她在 Instagram 上看到一个地方,她想尝试爬上去看看。我们在外滩后面的狭巷里走了十五分钟后,到达了一栋楼前,上面挂着 “东方华新保险公司” 的牌子。

她让我收起我的照相机,然后我们走进了楼下的大厅,伪装成普通的客户。虽然那栋楼有三十六层,但是我们按了第三十四层,因为她说,这样我们真正的目的就不那么明显,而且一般最高一层都是大公司,所以电梯开门后,你不直接进去的话,那就很容易被保安赶走。

我们到达了第三十四层,又走了两层的楼梯后,到达了一个宽敞的、有着许多透明大玻璃窗的空间、一共大概三层高。里面有两个楼梯向上。我们选择走最近的楼梯,然后到达了屋顶上。

整个屋顶被金属薄板包围着,看不到外面的景色,而且感觉好像是站在谁家做饭的锅里。Alicia 看到对面的薄板墙上挂着一架梯子,于是就爬上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回头对我说,景色特漂亮,然后用手机开始拍一些照片。

金属墙很薄,这样每次风吹来都能看到金属墙被风吹弯了,噗的一声,变凹了,然后风停住了,砰的一声,金属墙又直起来了。 我的心跳咚咚响,但是五分钟之后,她已经下梯子了,说轮现在到我了。

楼顶上真像个热锅,因为金属的墙与地板都在吸收光线,而里面是密封的,热量散不出去,我感觉快要窒息了。我不想泡在这口锅里,于是立刻爬上了梯子。梯子确实挺坚固的,我爬得很顺利。到了梯子的顶端,突然一阵清风吹过去,我额头上的汗立刻被吹干了。我开始尽情欣赏这座城市迷人的风景。

我能看到外滩美轮美奂的西式建筑,也能看到河对岸浦东陆家嘴现代化的摩天高楼。当时是下午四点,夕阳西斜,整座城市浸在懒懒的阳光中,优美的画面。那一瞬间,我忘记了我自己在梯子上,我站直了身体,风在耳边呼呼地吹,我静静地看着一生中最美丽的风景。

不知过了多久,我想起了身边的相机。我小心翼翼地把身体靠着梯子,双手拿出相机,捧到眼前。就要按快门时,突然听到有个人在喊 “快下来!”

我吓了一跳,差点从梯子上摔下去,我立刻伸出一只手抓住了梯子的最高一级,另一只手紧紧拿着我的照相机。我转身就看到了一个个子矮小的保安人员在下面。我慢慢地下了梯子,双腿一直哆嗦。

下来后,我站着在保安人员的面前。他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生气,只是摇着头说,他一看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干嘛。他挥手让我们跟着他下楼。我们下楼的时候,他转身问我,“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嘻嘻地笑着说,“笨蛋,这栋楼是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

在电梯里,他开始跟我的朋友搭讪。但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他,我的朋友是不会中文的。他一下子失望了,然后对我说,“啊呀,好比我来她的家里,但她没邀请我,那我怎么办?这里就是政府的家,你们明白吧?”

我们离开这栋楼后,一边向另一栋楼走去,一边开玩笑说,我第一次去屋顶就不成功,好可怜。Alicia 笑着指着远处的一幢楼给我看。这幢楼可能有四十层,而且楼顶上还有一座十层高的柱子。她告诉我,最近有个人 爬到柱子的最上面,坐在那里拍了一小段视频。我一听就不相信,于是她打开她的手机让我看了这小视频 —— 真了不起!但我的腿也哆嗦了起来。我告诉 Alicia,我是绝对不会爬那座柱子的!她嘿嘿地笑,然后说我们好吧,我们不爬到那上面去,我们只去楼顶。

到达那幢楼的大厅时,我们发现有两种电梯。第一种上到第十七层,第二种上到最高一层。可惜的是,第一种先到了,于是我们到了第十七层,然后决定走楼梯到第三十八层。走到第二十层时,我们发现有一堵墙挡住了去楼顶的路。我不禁想到,如果发生了火灾,那上面的人怎么办?不过我们钻过了那堵墙与楼梯之间的小小缺口,继续向上爬。

爬了二十多层之后,我满脸都是汗。终于到了第三十八层,却发现门被锁上了。我发脾气了,但也无可奈何。我的朋友骂了之前那个爬过这幢楼拍视频的人 —— 就是因为他,这扇门才被锁上的。她也遗憾地说,都怪她没带钢锯来。

当然,要说清楚谁是第一个去到楼顶上的人是不可能的。从我们开始建筑高楼时,一定就有人爬到楼顶上安安静静地看过风景了。不过,我们一定能找到第一个爬到屋顶,只为了拍下他坐在最边界晃动双腿的照片的那个人。

Rooftopping 现状的来源是加拿大多伦多市一个叫 汤姆·瑞博(Tom Ryaboi)的人,他在2010年拍了一组照片,叫做 “I'll make you famous” (我会让你出名)。

一天,在多伦多金融区,他跟一个叫詹妮弗·蔡(Jennifer Tse)的朋友一起爬上了一幢楼的屋顶。在屋顶上,詹妮弗坐在边沿上,开始用鱼眼镜头的照相机拍她的双腿。瑞博站在她的上面,拍了一系列共六张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从上面俯视她拍的,照片的画面是她孤零零地坐在高楼顶上,她的双腿半悬在空中;楼垂直得如同悬崖,往下看,都是密密麻麻像蚂蚁般大小的人。

瑞博回家后,修改了图片,然后在网络上分享了。一天之内,这张照片被几十万人看到了。过了几天,他一鸣惊人 —— 那天,他一起床就看到邮箱里收到了来自各国媒体的五百多封电子邮件,包括英国的 BBC、美国的国家地理、多伦多的《太阳报》等媒体。各地的报纸都发表了他的照片,写了关于他个人的文章。

过了几个月,他成为了多伦多最好的播客的照片编辑,同时卖掉了他的很多图片。现在,他的 Instagram 拥有几十万粉丝。

这是 rooftopping 新运动的开端。只要你看一眼那些 Instagram 帐号,比如 @chasing_rooftops,就能看到,在几乎所有的世界大城市,如巴黎、伦敦、深圳、迪拜、莫斯科等,都有人爬到楼顶上拍下那些使人眩晕的照片。

媒体关于这个新运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抱有一种推崇的态度,话题也都是标题党性质的,例如《Thrill Seeking Photography Craze Brings STUNNING Results from Top of the World》(找刺激疯狂摄影在世界顶端拍到的震撼照片)与《Daredevil Photographer Risks Life to take Vertigo-Inducing Photos》(敢死恶魔摄影师冒生命危险拍下令人眩晕的照片)。

不过,在搜狐上也能找到一些关于 rooftopper 猝死的文章。2012 年,在美国芝加哥,23 岁的克里斯·维姆(Chris Wieme)从洲际酒店的楼顶上摔到一座烟囱里。他坠落了二十二层,终于在烟囱的弯道角落里停住了。他不是立刻死掉的 —— 他在他停住的地方发了一条短信给他的女友,请求她来救命,但是几小时后,当他到达医院时,他已经去世了。去年下雨的一天,24 岁的康纳·库明(Conner Cummings)在美国四季酒店的屋顶上,从湿滑的脚手架上摔到了地上,当场丧命。几个月后,年仅 17 岁的俄国人安德烈·勒陀夫斯基(Andrey Retrovsky)也丢了命。他以前获得过一些小名声,因为他不仅坐在高楼屋顶的边缘上,还拉住边缘让整个身体悬在空中。当时,他试图拍一系列极其危险的主题照片:他系了一段绳子在他的身上,想拍一张假装他正在摔下去的照片。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经跳了下去。但是,意外发生了,绑着的绳子竟然松开了,他直接摔到了地面上。让人悲痛的是,这张照片是那么真实,却是用他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我们到达 K11 广场之后,在杜嘉班纳商店旁边遇到了一个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的团队,他们正在准备他们的拍摄设备。我抬着头望向K11 的顶端,这栋楼这么高,以致于我仰着头时,身体倾斜得快要倒地了,似乎顶端的柱子直插入云霄了。这时他们拍了一些我们在 K11 外面走着、望向楼顶画面,我觉得这很傻,我担心他们后期制作时,会加入很多动画表情和叹号什么的。

我们上了电梯,到达最高一层,然后爬了一层楼梯到了楼顶。因为我们要拍纪录片,所以门没锁上。Alicia 告诉我,这是她第六次爬到 K11 楼顶上,但是平时她都是用肩把门撞开的。

门槛外的楼顶是个工业化的金属迷宫,布满了无线电天线支柱和功能不清的钢铁骨架。我们磕磕碰碰地走到了楼顶的边缘。

望向一边,能看到浦东和刚才我们非法爬上去的政府大楼,从这么高的位置看过去,那栋楼显得特别矮。回头望另一边,就是浦西,林林立立的高楼大厦,一栋接着一栋。我以前没想到上海是一座有这么多摩天高楼的城市,在城市中的高楼,好像是鲨鱼嘴里一排排的尖锐牙齿一样,从上往下看,城市张开了嘴,像要把天空吞下去一样。

我们在楼顶呆了一会儿之后,我的朋友就跨过安全栏杆,然后坐在楼顶的边缘,双腿消失在边缘的后面。她拿着手机拍了一些照片和小视频, 这些动作一气呵成,她习惯了,连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我只能目瞪口呆地凝视她。看着她,我的腿发抖了,我的心下沉。而她这么冷静,我想她在边洗热水澡边吸食可他命的时候,应该都不及这时平静。

我拍了一些她的照片,然后环视楼顶。后来,我看到她翻阅手机上的照片,她一边对我说,“内存满了”,一边删掉了一些照片。

然后她从安全栏杆下来,回到了平地,转身对我说,轮到你了。

人为什么要去做 rooftopping ?根据牛津大学人类学者布拉德利·L·盖瑞德(Bradley L Garrett)的研究显示,有三大原因 —— 这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总结出的。读博士时,他专门研究 rooftoppers,而且他本人被警察抓了,因为他爬上了伦敦最高的建筑碎片大厦,结果是他两年都在保释中。

他提到第一个原因就是出名。你只要看之前提到的汤姆·瑞博的发展过程,就可以明白 rooftopping 能带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名气。最厉害的 rooftoppers 大部分都有超过几十万的社交媒体粉丝,还有不少 rooftoppers 获得运动衣品牌和相机品牌的赞助。那两个爬到上海环球中心的俄国人一鸣惊人,那部视频在 Youtube 上已有达两千五百万次的点击率。因此或许这样可以说:为出名,有动力。但是我不知道,以成名为出发点,真的能解释 rooftopping 新运动的流行性吗?

上文我提到有个人坐在柱子上的视频。这个人现在变红了。他这么红,我只要随便翻到搜狐上第一个 rooftopping 的 Instagram,就能看到他的视频和联系方式。我发了一封邮件给他,我们就在徐家汇美罗城见面了。那座广场好像是八十年代对未来建筑的没实现的预测 —— 玻璃的圆形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灯。我们坐着在广场第二层星巴克的阳台上,上海夏天的味道又闷又热。

图片来源:@chernobro 的微信朋友圈

@chernobro(他在 Instagram 上的名字;他不愿意用他真正的名字)是个个子高大、身体健壮的莫斯科的大男子。三年前,他来上海上学,那时,他骑着摩托车在上海各处游荡,后来,发现太无聊了。从那时开始,他喜欢上了 rooftopping。他第一次爬的楼是他当时住的房子附近的一座烟囱。烟囱上挂着破旧的梯子,梯阶生锈了,因此在向上爬的过程中,一些梯阶在他的手中裂开了。回顾这件往事,他说那一次攀爬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经历。

不过,那次爬烟囱的经历,给他的嗜好提供了动力。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上海这座最吵闹的城市,他发现坐在顶端,能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安安静静地看着城市的流动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越高越安静,越爬心越平静。

我问他,出名对他继续爬楼顶有多大动力,他摇着头说,“我已经爬几年了,不是为了名声在爬,而是因为我是个导演,我自然会选择把我的嗜好和职业结合起来。”

@chernobro 拍的视频很有风格。他爬柱子时,有一架小型摄影无人机会围绕着他旋转。他坐在顶端时,无人机在距离他脸的一米处翱翔着,一个特写镜头。然后,飞机突然往后飞,这样,在他背后,整座城市出现了。这场面拍得很棒,但是在拍的过程中,他差点死了。“我在柱子上坐着时,无人机意外地向我的脸飞来。我无助地坐在那边,眼睁睁地看着它离我越来越近。我快踏进鬼门关了,但是我只能一动不动,心跳加速,幸运的是,最后一刻,无人机停住了,否则我现在就不能在这里跟你说话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有余悸。他却嘿嘿笑了,告诉我,当时说服开无人机的朋友 @K3RKIS 来帮他拍视频是绝对不容易的,因为不但爬屋顶是非法的,而且在上海飞这种无人机也不被允许。

虽然成名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但是他很愿意用他 rooftopping 的经历去追寻他的导演之梦。他愤怒地告诉我,许多媒体公司,包括 Tech Insider 与 Jukin Video,都请他发视频给他们,收到后,他们就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了,但是没写下他的名字与联系方式 —— 这才真的是不折不扣的 “上屋抽梯”。

盖瑞德提到的第二个原因是行动主义。在英国《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一些用楼顶作为平台传播他们思想的团体。比如,最近马来西亚摄影师乔卫龙(Keow Wee Loong)也爬上一幢楼的顶端,然后挂上了一面 “拯救加沙” 的旗子。

我问 @chernobro,他会不会利用自己爬楼顶的嗜好来搞一些行动主义的事情?他同意地说,他已经想过跟一些反抗癌症的慈善团体来谈这件事了。他想拍一部新的视频,在这个视频中,他坐在屋顶上时的字幕将会是,“相比那些与癌症作斗争的患者,我爬屋顶的奋斗绝对算不上什么”。但是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渐趋沉寂。

似乎我没有提醒他,他自己就找到了他刚才那句话中逻辑上的毛病。他又对我说,找一个慈善团体来赞助其实没有太多可能性,尤其因为他的嗜好又危险又不合法。如果他死了,或是模仿他行为的人也死了,那么那家慈善团体怎么面对大众?

我同意他的想法,但我没说出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想法的根本是自我膨胀。他自愿爬屋顶的 “奋斗”,跟非自愿得癌症的患者的真正奋斗,完全不是一致的概念。所有用 rooftopping 搞行动主义的人都这样,用马歇尔·麦鹿晗(Marshall Mcluhan)广为人知的 “媒介就是讯息” 理论来说,rooftopping 这个媒介不适合行动主义 —— 在那么高的位置上,他们的话很可能被风吹得无影无踪。

不过显然,跟 @chernobro 谈 rooftopping 的话题,就能发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很神奇。盖瑞德提到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这种危险的动作是一种寻找刺激感的生理现象 —— 我们现在的生活安全到有些无聊了。@chernobro 提到,上海是他曾经到过的最安全的城市,和他的老家莫斯科截然不同。

心理学家史蒂芬·梁(Stephen lyng)的研究表明,人类中有些个性 “T” 的人(T 的意思就是 Thrill seeking,所以说,这些人是冒险家),这些人很喜欢做边缘作业(edge work),这是来自作家亨特·S·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的一个词语。边缘作业虽然危险,但是对个性 T 的人来说,冒险带给他们更有意义的生活。

盖瑞德认为,全世界人口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都是个性 T 的冒险家。这个数量很大,如果是真的,那上海现在就有几百多万这种人。这不是说,现在有几百多万人都坐在楼顶的边缘上,而是说,有很多人正在做提高肾上腺素的事,比如,一名出租车师傅会随便闯过红灯,有些高中生会逃课并躲在洗手间里抽烟等等。

这个原因相当符合 @chernobro 的情况。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指着周围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在盯着他们的手机看。“看吧。他们都低头专注地看屏幕。但我不是这样,我抬头往上面看。”

在我们聊的一个小时中,他用不少方式说了一个道理:这种冒险的生活实际上证明了他的存在。他说,那些宅在家的人,那些无聊地翻微信朋友圈的人,他们真的活着吗?或者他们只是存在着?@chernobro 的手机没有 3g 上网的功能。他要上网的时候,需要主动地找 wi-fi。但他说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因为手机而被动地浪费时间,他能保持一个活在当下的状态。

他告诉我,观众对他视频的评价里,百分之九十五都持赞同的态度。另外百分之五的人则不同意他的冒险是尊重生命的做法。有一个人在视频下贴了评论说,“换一支枪试试吧,会比较快啊!” @chernobro 也告诉我,他还看了另一个在评论里反对他的人,他点进了她的头像,然后看了她的个人介绍,发现她是个圆形脸的丑胖子,她的个人介绍只有她分享的自拍 —— 他明确地告诉我:她,没有活着。

谈了一个小时后,上海的潮气凝固,开始劈劈啪啪地下起雨来。我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他腼腆地问我,可不可以借用我的手机上网 —— 看上去他有时也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放弃活在当下的状态。

轮到我坐在边缘时,我踌躇了。我找到了一个墙角的地方,那里没有风,而且边缘的面积比较大,所以我认为我是比较安全的。我想我模仿不了我朋友站在边缘的动作,所以,我觉得我只会坐着,慢慢地挪着往前,然后到达最边缘的地方,再小心翼翼地把我的双腿半悬在空中。我本人特别尴尬,在路上走时经常打趔趄,所以这种冒险的运动已经几乎让我崩溃了。

我撑起了身体,越过安全栏杆,抓着上面的一副金属骨架,然后慢慢地坐下来,弯着膝盖,最终,我坐在了楼顶的边缘。我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身体,不一会儿,我的双腿就在空中晃动了。

我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晃着。我的手牢牢地抓着上面的金属骨架。Alicia 低声给我鼓励,同时,拍纪录片的团队从各个角度拍我。我抓着金属骨架,晃动着我的腿,开始用我的脚阻挡我的视线,分割脚下的城市风景。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但在当时,我觉得最符合我心情的词语是 “自由”。

我坐在边缘的地方,实际面积与那时跟 @chernobro 在星巴克聊天时的沙发差不多大。他当时对我说,“恐惧不是真实的,但危险却是”。其实,坐在边缘和坐在沙发上的危险差不多,那么既然我在星巴克不怕突然往前摔下去,为什么坐在顶端就要担心呢?大小不是差不多吗?

我慢慢适应了坐在边缘的感觉。我冷静了,身体停止发抖。几分钟后,我把手放开了,伸进口袋里摸索着手机,但是我手指没有力气,手掌汗湿了,好不容易从瘦牛仔裤里拿出了手机。

我把手机抓在手里,开始自拍和模仿之前看过的脚在半空中晃动的姿势。我装作没有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现在看这些图片,我觉得效果一般)。我的朋友,一如既往地冷静地站在安全栏杆的上面,从上往下拍我。

在同一时间,拍纪录片的团队中有个人,拍了一张对我来说是那天最有代表性的图片。在图片上你能看到我的侧影,在我的前面是最迷人的上海城市风景,不过我不是在往前看,而是转过身在拍我的朋友,同时,她也在拍我。那时候,我们两个完全没理会充满魅力的上海。

我觉得盖瑞德提到的那三个原因都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对我来说,rooftopping 这场新运动最能代表的是,为了迎合社交媒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在我拍的那张坐在 K11 楼顶的图片上,我看上去很冷静、很酷,但是实际上,我那时一直以为我快要去见死神了。这不是说我不喜欢 rooftopping 的经历 —— 到屋顶时,我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分泌,引起兴奋感,那当然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可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这种感觉是否能解释这个运动的流行性?如果人在屋顶上不能拍任何照片,他们还会愿意爬上去吗?

我通过微信向我的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她回答说,拍照片只是为了纪念她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带专业的照相机或设备。但是,我当时看她在楼顶花了许多时间拍照片和视频 —— 不止她,我也如此。

@chernobro 说他冒险是为了证明他活着,我相信了他的话。但我还是觉得,他拍的照片基本上都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他能这么活着。这不是说我觉得他的个性有问题 (他可能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勇敢的人),而是说他代表了我们对社交媒体过度追捧、疯狂的现状。我采访的每个 rooftopper 都说,这个运动带给他们自由感、叛逆感,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我同意他们的话,但我还是觉得,给了他们更多的动力的,是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样棒的图片。

中国有一句话说,“无图无真相”。我们活在了有图为证的世界中 —— 我们去一家特别棒的饭馆时,如果不拍个照,不分享给观众看,那我们真的去过那家餐厅吗?世界这么大,机会这么多,我们为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由于肾上腺素的分泌,而去邯郸学步地坐在屋顶的边界,即使这种行为是非法又愚蠢的。问题就是,人们越分享这种照片,就有越多人会盲目地重复他们的动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为了证明我们比别人知道怎样更好得活下去,我们不但要坐在边缘上,而且我们要爬到柱子上,去越来越难去的地方,做越来越危险的事情 —— 因为我们什么都已经看过,“有图为证” 会让我们做更冒险的事情。

坐在 K11 楼顶上,当我又把手机放回口袋时,我才真正享受到活在当下的状态。我认为,在高的位置上看着下面的城市,跟一名外科医生看着一个手术中的病人一样。日落后,我又来到了另一个地方,那里开阔,风景一览无遗。风不大,吹拂着我的脸庞。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都像一个个器官。在遥远的城市上方,我看到了纵横交错的线路,好像一颗心脏,下面挂着透明的蓝色灯,一条条高架道路像血管。路上的车像流动着的血细胞,车尾红灯,一闪一闪的。城市有节奏地砰砰跳动着,像一个永存的生物。

 

© 异视异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