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神经科学已经被应用在了法庭上。

德文·布莱克(Deven Black)生活在市郊,他有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还是一名备受尊敬的图书管理员,在纽约市一所公立学校工作。然而2013年,他因为称赞自己的一个女学生 “性感” 而遭受调查。不久之后,他又开始向网上认识的一些来自加纳和尼日利亚的 “朋友” 汇出数千美元,并因为使用虚假支票而被捕。种种异常行为令他的妻子和家人十分困扰。

2015年,恰好是在他获得年度学校图书管理员大奖仅两年之后,布莱克被关进了布朗克斯的一座监狱。最终在2016年1月,穷困潦倒、众叛亲离的布莱克在一座收容避难所中,因为与他人发生口角而惨遭杀害。

德文·布莱克的生活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失控的呢?在他被害一年后,对他的大脑检测显示他患有额颞痴呆,这种病会对人的额叶和颞叶造成影响,而这些部位又与一个人的性格、决策、语言及自控能力息息相关。如果一个人的大脑像布莱克这样出现额颞退行性变,就会引发过激行为,让人出现性冲动、犯罪倾向等等。

瑞恩·达比(Ryan Darby)是范德堡大学医疗中心的一名神经学家,经常要面对患有额叶障碍的病人。他告诉我们:“正是布莱克这样的案例让人们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且想要找出方法,在它引发恶果之前对它进行干预。这些病人最后往往都被丢进了监狱,而不是交给神经学家。当我开始给他们看病时,我才意识到,对于神经生物学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类似这种因为脑部异常而引发犯罪的例子还有很多,著名的1966年德克萨斯钟楼狙击案就是其中之一。法医对这起案件的凶手查尔斯·怀特曼(Charles Whitman)进行尸检后,发现他患有脑肿瘤。2000年,一名弗吉尼亚的老师沉迷儿童色情无法自控,并最终性侵了他尚未成年的继女,随后,医生也发现他有一个右眶额肿瘤。把肿瘤切除后,他的这些冲动就消失了。

对达比来说,这些悲剧性的案例不仅有助于避免患者沦为罪犯,更是一个深入了解神经生物学与犯罪行为之间联系的大好机会。上个月,达比和他的研究团队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对17起与脑病变或脑损伤相关的罪案进行了研究,并发现在大部分的案例中,患者在病变之前并没有任何犯罪迹象,仅在病变发生后才开始犯罪。

通过分析病变在大脑中所处的位置,达比和他的团队总结出了一个大脑网络,这个网络包括了内侧前额叶皮质、眶额皮质、以及位于双侧颞叶之内的多个不同区域。达比表示,这些区域和影响道德决策的脑部区域有明显的重叠,因此它们完全有可能与人们的犯罪行为有关。 

这份研究报告的联合作者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Fox)是哈佛医学院的一名神经学家,曾经为幻觉和替身综合征(即患者会认为他们周围的人不是本人)做过类似的大脑网络图谱。他表示打造这样一个网络,打破了 “某种行为只与某一单一脑部区域相关” 的思维,它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同脑部区域的损伤会导致相似的问题。 

但是福克斯和达比都表示,虽然他们也很想介入类似德文·布莱克这样的的案件,他们的研究还不能应用在法庭上。达比说,“我们尚不能完全肯定。如果你在某个区域存在脑病变,那么你的犯罪几率会有多大?这肯定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如果是的话,那对法庭审判就很有帮助了。但不幸的是,分析活物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一个大脑网络中存在脑病变的人,也可能当一辈子的守法公民,而一个没有脑病变的人,也可能成为罪犯。不过,达比依然认为这一领域很有研究潜力,总有一天,他们能使用这个网络寻找人们脑部的功能异常,即便是没有脑损伤的人,我们也能发现他是否有犯罪倾向。

这样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司法系统的未来:通过扫描大脑,我们就可以立刻判断这个人是否有罪(至于这究竟是反乌托邦社会还是乌托邦社会就有待讨论了)。在达比和福克斯看来,他们的这项研究将让大脑网络在未来被引入法庭,对犯罪行为进行判定。但事实上,神经科学早就以这种方式进入了我们的法庭。

虽然人们都在担心 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测谎或者 EEG(脑电图)“读心” 将会颠覆司法体系,但实际上,神经科学证据在实际应用中并没有这么大张旗鼓。

像布莱克这类涉及到额颞痴呆的案例,达比认为应该根据犯罪行为和病情的相关性(反复出现频率有多高?可预测性有多高?),利用神经科学进行帮助。但如果这个人没有额颞痴呆,而是在十年前大脑受过伤呢?那这个人的脑损伤问题是否能让他无罪释放?能否让他获得从轻量刑?能否决定他的受审能力?上文中提到的那个弗吉尼亚老师,他的犯罪行为究竟是源于恋童癖,还是他的脑肿瘤?

不管神经科学有没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类似的争论每天都在我们的法庭上演,而且涉及到神经生物学证据及争论的案件数量正在逐年上升。

“目前来看,这些争论还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福克斯说,“这些问题太复杂了,仅靠神经科学,我也不知道能否圆满解答。” 


那么当前的神经科学在我们的法庭上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致电目前唯一一位在系统性地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来自杜克大学的妮塔·法拉哈尼(Nita Farahany)教授。她和她的法律专业学生共同建造了一个数据库,专门追踪司法意见中提及神经生物学证据的案例,包括提及任何过往头部受伤或脑损伤病史、神经心理学测试以及脑部扫描的案例。

根据她的记录,在2005年至2012年之间,共有超过1585条司法意见提及辩护律师使用神经生物学证据为被告辩护。仅在2012年,就有超过250条司法意见(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两倍还多)提到辩护律师为被告辩称是 “他们的大脑操控他们这么做。” —— 法拉哈尼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法拉哈尼看来,她的数据库中记录的这些刑事案件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有百分之九十的刑事案件不会公开审理,她也没有获得这些法庭记录。

法拉哈尼还发现,不断增长的不只是这类案件的数量,还有所涉及到的科学细节程度。法拉哈尼告诉我,在过去,神经生物学证据只是混杂在其他科学证据中 “不起眼的一部分”,但现在,“法官们会花费不少的时间详细讨论神经生物学证据,引用科学文献和专家的证词。” 

但法拉哈尼表示,尽管神经科学家和相关学者对神经生物学在犯罪中扮演的角色非常关注,但以此为理由辩称被告是在非自愿情况下犯罪的案例依然相对少见,也鲜有成功。不过,法拉哈尼向我们讲述了神经生物学在法庭上真正的应用:“在审判之前,判定被告是否具备受审能力。” 她说,“在审判期间,神经生物学会被用来判定被告是否有罪;在判决时,则会决定罪行和量刑的轻重。” 

很多人都认为这其中使用到的手段主要是脑部扫描,但法拉哈尼说,仅有百分之十五的案件在司法意见中提及脑部扫描。很多学者还猜测神经生物学主要是运用于死刑案件,但根据法拉哈尼的数据,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案件是死刑案件,另外百分之十六时都是重罪案件,比如藏毒贩毒、暴力袭击、抢劫、诈骗等等。在这些案件中,大约百分之五的谋杀案审判和百分之二十五的死刑审判出现了辩护律师利用神经生物学材料请求减轻责任或者从轻量刑的情况。 

“神经科学很难帮助杀人犯从一级谋杀变成无罪,” 法拉哈尼说,“但它确实能够帮助减少定罪,而且类似的例子还不少。”

法拉哈尼估计,在美国,至少有百分之五到六的谋杀案审判和百分之一到四的其他重罪审判已经将神经生物学证据列入考虑范围。


那么神经生物学的实际应用情况究竟如何呢?这里有一些法拉哈尼收集的案例:在2007年,17岁的米格尔·安吉尔·鲁伊兹(Miguel Angel Ruiz)被指控杀害自己的亲生母亲。两名神经心理学家在对鲁伊兹进行检查后出庭作证,一名专家表示鲁伊兹 “大脑存在语言处理障碍,影响了他的语言能力”,这导致他 “无法交流、解释或者传递信息”,这些证据都有利于被告为自己辩解。另一名专家也证实鲁伊兹有发育性语言障碍,表示 “他的左脑(负责语言技能),并没有他的右脑(负责非语言技能)发育得那么好。” 虽然此前陪审团认为鲁伊兹具备受审能力,但这两位专家的证词让一位法官改变心意,并推翻了陪审团的决定。

但在有些案例中,神经生物学证据也有可能 “帮倒忙”:MRI(核磁共振)或者神经心理检查可以检测出被告是否在假装自己没有受审能力,这样便可以避免审判中断,帮助法官及陪审团继续进行审判。有时在审判前使用神经学证据,比如鲁伊兹这种情况,也可能加重他们的量刑。法拉哈尼说:“检察官可以根据这些证据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受大脑操控的暴力犯,像这样的人都应该被关起来,以免危害社会。”

神经生物学在判决阶段也应用地非常广泛。法拉哈尼发现大约百分之四十四的神经生物学证据都是被用来请求减轻量刑的。而且在这其中,有近半数不仅提到神经生物学证据,还在上诉阶段试图辩解自己遭遇了无效辩护,因为他们的律师并未在判决期间提供神经生物学证据。

法拉哈尼举了一个例子:一名被告和他的同事在路边掳走了一个刚刚从酒吧出来的醉酒女士,其中一名被告用匕首威胁受害人并将其性侵,随后切开她的喉咙,并捅了她三十多刀,最后把尸体抛在亚利桑那沙漠。陪审团判他一级谋杀,并判其死刑。在上诉时,被告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有脑损伤和神经心理缺陷。法庭认为这其中存在 “合理的可能性”(reasonable probability),如果法庭此前获知这一信息,被告将会获得更轻的量刑,因此法庭宣布审判无效,并且重新开庭审判。 

法拉哈尼说,“这样的判决让神经生物学证据变成了必须调查的证据。如果辩护律师未能进行辩护、或者在审判期间全程睡觉(不是偶尔打盹),或者没有对被告人可能存在的神经异常进行调查,那么就属于无效辩护。这让神经生物学证据成为刑事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被告都在上诉期间利用神经生物学证据取得成功,不管是死刑案还是非死刑案都有成功案例。法拉哈尼对这类案件中的反转率和所有犯罪上诉案件的反转率进行对比,发现提供神经生物学证据的反转率要更高。 

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在大部分案件中,神经科学并非用来帮助被告完全开脱罪名,而是更多地用于减轻量刑、证明无效辩护、强调精神状态等等。 

但有些研究者认为,虽然神经生物学证据在法庭上的作用很小,但这些做法并不合适。倒不是因为神经测试不能确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是因为这样的证据可能会影响陪审团的意见。迪娜·维斯伯格(Deena Weisberg)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认知心理学家,她研究神经科学证据的 “诱惑性” 吸引力已经超过十年之久。 

维斯伯格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你在解释一个人的品质或行为时使用到了神经科学术语,即便你的解释很糟糕,人们还是会觉得很有说服力。她说:“人们会受到这些神经科学细节的诱惑,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些与大脑有关的解释。” 其他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她说:“从被试者口中得到的反馈是:这些解释听上去很科学,或者这些解释听上去更严谨,更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

她认为从陪审团的反应,可以看出他们对脑部异常的真正意义存在误解。她告诉我们,任何东西都会对大脑造成影响。把犯罪行为简单归类为大脑的一项特征是不可取的。她说,“人们总是容易沦为二元论者,认为你的大脑和你是分开的,你是谁、你做了什么,你经历了什么和你的大脑没有关系。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任何东西都能改变你的大脑。”

尼克·施韦泽(Nick Schweitzer)是一名心理学家,同时也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也详细研究过神经科学信息对陪审团的影响。但在他的研究中,一开始,陪审团对大脑证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施韦泽说,陪审团起初也不知道如何下手。然后他向陪审团展示了两个案例,一个涉及到神经科学,另一个不涉及。“突然间,他们就特别喜欢神经科学,” 他说,“这就好像在法庭上,一个专家拿着一张大脑图片,另一个专家没有拿图片,那么陪审团就会支持那个拿着大脑图片的专家。”

维斯伯格认为使用这些证据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而看到法拉哈尼的数据显示涉及到神经科学的案件数量正在不断增长,更坚定了她的想法。她认为研究者更容易理解神经科学存在的问题,但在法庭上,这些问题很容易被忽视。

她说,“我很清楚人们对科学的理解有多肤浅,他们肯定会无视所有的重要细节,想当然地认为这个证据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向陪审团解释清楚神经科学,并发挥它的真正作用。”

法拉哈尼认为在法庭上禁用神经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经科学在司法程序中已经被广泛应用,而且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企图阻止神经生物学信息的行为只会 “徒劳无功、适得其反”,她写道,因为“神经科学已经扎根美国司法体系。”

她的数据库不是为了谴责神经生物学的使用而存在,而是方便我们追踪数据,确保学者了解目前的情况,并加入讨论。她认为如果神经生物学被用来提升医学诊断能力或者决定受审能力,还是会很有帮助的。她说,“我觉得它不能被用来决定一个人的犯罪程度。”

福克斯和达比希望他们的研究及其他人的研究有一天能够杜绝以 “脑子有问题” 为借口为被告开脱罪名的行为。也许这些研究能给律师们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大脑网络,让他们知道哪些大脑异常最有可能和犯罪行为相关。但随着我们对人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的了解不断深入,具体的应用只会更加复杂,而不是更简单。“终有一天,所有的犯罪行为乃至所有的行为都将和神经生物学挂钩,” 福克斯说,“每一项行为背后都会有大脑异常的影响。 


接下来就是法律上的问题。汉克·格雷里(Hank Greely)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从事研究因科学而诞生的道德、法律及社会问题已有25年之久。格雷里认为,法律的功能是由我们来决定。他问我:刑法只是为了惩罚做坏事的人而存在吗?还是为了制止这些人而存在?它的目的是把人关起来,以免他们伤人?还是矫正这些人?你的犯罪行为究竟是因为脑肿瘤导致,还是因为糟糕的成长环境和父母吸毒导致,这个问题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毕竟不管是哪种情况,你都没别的选择。

刑法的功能有很多,即便神经科学能够准确判断过错在谁,找出谁是谁非,也只是刑法的目的之一。格雷里说,“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合理使用从神经科学中获得的新知识。我们应该把它用在有意义的地方,不要夸大它的功效,也不要低估它的力量。目前来看,我们正处在容易夸大其功效的阶段,因为目前它还属于一门新学科。当然低估它的力量也不行。如果我们低估它的力量,失去利用神经科学为人类造福的机会,那也是个问题。”

在达比看来,要回答 “脑损伤的犯人是否应该被定罪”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他也同意格雷里,认为这个问题不该交由科学来回答。“我觉得神经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制定一个衡量标准,对人进行评价,至于我们该不该给他定罪,这个问题应该由我们的社会来决定。”

编辑: 邢逸帆

Translated by: 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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