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在网上有100万粉丝,但代价是,你大部分时间都得自己一个人在电脑跟前待着 —— WillNE 对此再了解不过了。

两年前,威尔·兰尼(Will Lenney)辞去了他在高尔夫课程班的短工。课程班就在他海边的老家 —— 英国东北部的惠特利湾,当时他的老板说他是一个 “懒散的傻逼”。现在,威尔一周有六天都坐在卧室里,盯着他的电脑和手机。而当他把桌角的摄像头打开时,超过100万人都会收看,他们都等着听威尔说话。

YouTube 主播在英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就算你不是社会学家,也能看到像 Zoella 还有 Pewdiepie 这样的 YouTube 网红的巨大影响。不久前,英国主播 KSI 和 Joe Weller 互殴的一场拳击赛的观众比英格兰足总杯总决赛的还多。但关于 YouTube 文化究竟有多深入社会,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

现在的职业主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英国扬言他们现在有超过250个 YouTube 频道(尽管我们大部分人都没听说过这些频道)以及超过10万订阅者,每周平均观看次数可以与真人秀节目《飞黄腾达》(The Apprentice)或者《爱之岛》(Love Island)一较高低,像《糟糕历史》(Horrible Histories)这样风靡一时的儿童节目的收视率完全不能与之相比。 

两个月前,Ofcome 发布了2017年度《儿童与父母:媒体使用与态度报告》(Children and Parents: Media Use and Attitudes Report),其中反映了一个惊人的现实:在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中,YouTube 是最受认可的内容品牌,而 ITV、Netflix 和 BBC 都排在后面。这些孩子当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在使用 YouTube,而且大部分人比起电视更愿意选择 YouTube。

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教育及雇主事务专责小组发布了一个名为《勾画未来》(Drawing the Future)的报告。在一份交予1万3千名英国小学生(最大的儿童群体之一)的调查问卷当中,孩子们被要求画一幅画来表达他们长大以后想从事的职业。

在所有孩子当中,“社交媒体/游戏” 在最受欢迎的职业中排第四。而单看男孩的话,这就是第二受欢迎的职业了,超过警察、科学家、医生、教师、消防队员以及任何形式的军事工作。这份报告中说到,做一个 YouTube 主播已经完全取代了成为著名电影或电视明星的经典儿童幻想。史无前例的庞大人群正在收看 YouTube 节目,并向往着 YouTube 主播的生活。但 “YouTube 主播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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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早上11点25分,我来到了金丝雀码头,这里也是伦敦新文化的发源地。我在一座43层高的大厦的一楼等待着,这地方干净得过分。保安打量着我,他们知道我不住这里。十分钟后,威尔·兰尼从电梯里出来了。他戴着一顶 Drake OVO 系列的棒球帽,穿着一件 Supreme 的帽衫。“你好啊哥们!” 他快活地说,还带着巨一个大大的笑容。

2017年1月,随着威尔的 YouTube 职业生涯爆发,他从父母的房子里搬到了这里。他的频道 WillNE 现在有超过100万订阅者。他还有第二个频道,吸引了近50万订阅者。此外他还有一个快消商品线,商品上印着他家狗 Darcey 的照片,还有他的宣传口号 “subtoWillNE”。他现在21岁,已经是个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了。

在去他房间的路上,他指着他邻居们的门,笑着说,“他们恨死我了。” 他从没跟他们说过话,只有一次他在家开派对,之后就收到了一封说他动静太大的官方投诉信,是邻居们找律师写的。他的公寓内部看起来昂贵而极简。一些亮晶晶的粉红塑料条悬挂在墙上,台灯罩垂下闪烁的装饰圆片,餐桌上摆着一个盛满闪光粉的品脱杯。“这不是真实的我。” 威尔看到我东张西望,解释道。“我的室友也是个 YouTube 主播,她是卖亮粉的。” 还有一个 YouTube 主播,叫 Memeulous,住在楼下的某一层。 

自动玻璃门打开,露出一个令人眩晕的阳台,从这里眺望可以看到整个金丝雀码头商业区,还有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和加拿大广场一号闪烁的灯光。如果这是电影,此处肯定有全景摇镜头,告诉观众我们身在伦敦。这和高尔夫课程一点关系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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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的整个职业生涯天平的另一端是一条推文,而且这推文甚至不是他写的。2016年的一天,他坐在拉夫堡大学的学生大厅里,翻着 Twitter,准备着回东北部过夏天。那是他为了取得自动化工程学位而开始学习的第一年。他恨透了这个学科。

有人往他的 Twitter 时间轴里反复推一个 YouTube 视频的链接,是一个名叫《街道之怒》(Road Rage)的 freestyle rap,来自一个13岁的布莱克浦男孩。男孩把自己称作 “Little T”,他有着浓重的兰开夏口音,他 freestyle 的开头第一句是:“哟对,点根大麻,我要强奸你小妹。”

威尔14岁开始在空闲时间自己做视频,有1万5千订阅者,不算多。他是在 YouTube 主播时代早期成长起来的。如今,广告收益和货币化成了重点,他也从没放弃过自己当主播的梦想。 

他以每周花10英镑来维生的方式捱过了大学第一年,用600英镑的学生贷款买了一台尼康摄像机,400英镑买了其他设备,还花25英镑买了一张巨大的 Alan Shearer 相片帆布,作为他所有视频的背景。他的视频形式很简单,在 YouTube 上也很常见:他选出他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的最古怪、最惊人的事情,然后打趣一番,一边说一边把自己录下来。他把这个系列叫做 “本周互联网奇事”。Little T 的 freestyle 即将成为他的第一笔宝藏。 

这段 freestyle 来自一个名叫 Blackpool Grime Media 的频道,它显示出,原来 Little T 不是布莱克浦唯一的儿童说唱歌手,还有其他更多 —— Soph Aspin、Clarko、Shelton 和年长一点的MC Afghan Dan 和 CallyManSam,他们都以最野蛮的方式互相找茬(这个场景之后被放进了2016年的 VICE 纪录片《Blackpool Grime》)。威尔在学生大厅里又多待了一天,剪辑了一个关于所有这些说唱歌手的视频,然后发布,起的标题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瘆人的小孩表演 Grime》,之后他就回惠特利湾了,而这个视频的播放量一直没什么长进。

从高尔夫课程班辞职后,威尔有很多闲暇可以打发。一天晚上,他出去和哥们抓小精灵。当时是凌晨1点,他们在惠特利湾以北的一个海滩上,把车停在一座名叫圣玛利的灯塔旁。他们在沙丘间摸黑抓了大概五个小时的小精灵,这时威尔打开他的手机,想查一查他的 YouTube 数据分析。图表看起来就像一个心脏停搏的监视器 —— 几千几千的人群涌向了他的频道。算法上帝眷顾了他,他的视频火了。那是他一生中最棒的感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待在父母房子的后室里制作了更多视频,父母什么时候出去遛狗,他就什么时候拍摄。他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格,类似于给那些对互联网文化超级了解的青少年看的《Charlie Brooker's Screenwipe》。他的剪辑变得更精致了,编笑话的技巧也愈加成熟了。每一个视频里都有不少自我调侃,还有移动的特效 —— 用像素画图片素材做成的视觉段子,Comic Sans 字体,在屏幕上闪现两秒钟然后消失。

他的风格变得越来越讽刺和自贬(粉丝会评论他的头长得很方,然后威尔就会表现出些许被冒犯到的样子,被这些话激励得更兴奋了),然而当他鼓励人们点赞和订阅的时候,他又保持了一些老派 YouTube 的虔诚。我第一次看他视频是从我弟弟那儿,他的表演看起来十分激烈和狂乱,我感觉就像在窥视另一个现实,这里的日常影响力人物不是 Kardashians 或者泰勒·斯威夫特,而是 Danielle Bregoli、Jacob Sartorius 还有那个唱《PPAP》的男人。

在关于 Blackpool grime 的视频火了以后,威尔又制作了关于一个狂热的中年手表推销员的视频,这人名叫 Archie Luxury,他上传的视频基本上就是他在评论奢侈品,但偶尔也会耿直地透露他酗酒,以及他特别喜欢泰国性工作者的事。之后威尔还制作了一个视频,关于那些制作颅内高潮视频的人。然而在他的新产品底下,总有一堆人在评论里要他再说些关于 Blackpool grime 的事。人们嚷着,“BG media”,“BG media”,“BG MEDIA”!他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一张他养的狗的照片,有人评论道:“干你的狗 bgmedia。”

威尔顺应了粉丝的要求,制作了另一个关于 Little T 的视频,以及一个关于 Little T 的死敌,年轻女 MC Soph Aspin 的视频,威尔讽刺地给她起了个绰号,叫 “Queen of Grime”。突然之间,现实生活中的 grime MC Jammer 和 JME 开始在 Twitter 上谈论 Little T 和 Soph Aspin 了。感谢他对 YouTube 的痴迷,威尔对于他该如何给他的视频起标题,以及该加什么标签这种事十分精通 —— 而运作 Blackpool Grime Media 的人,无论是谁,对这些却一窍不通。于是,每当有人查找关于 Little T 或者 Soph Aspin 的资料的时候,或者任何与这个话题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威尔的视频总能排在搜索结果第一个。

Little T 看到了威尔的一个视频,他的回应是威胁要 “拿刀捅这人姥姥”,于是威尔又就这件事制作了一个视频。另一个名叫 Afghan Dan 的 Blackpool MC 针对威尔的 YouTube 频道制作了一首辱骂单曲,结果威尔也拿这件事拍了一个视频。威尔舒舒服服地待在他父母的后室里,指挥着一场全面开火的互联网战争,而他的播放量也爆发了。他告诉我,“如果我是一个音乐人,BG Media 肯定会是我的出道专辑。”

九月,他该回学校继续修读自动化工程学位了,这时他已经积累了超过25万订阅者,他的频道平均每天大约有20万次播放量。他的母亲一直对他花大量时间在电脑前这件事缄口不言,不过她现在看到了希望。一个晚上,她和他坐下来谈了谈。“如果你不喜欢大学,” 她说,“你可以停读一年,专攻 YouTube,看看会发生什么。” 

人们,尤其是小孩子,开始在街上认出威尔。圣诞节当天早上5点,有人开始朝他卧室的窗户砸石头。威尔睡得很沉,但他的母亲没有。她去开门一看,一个年轻男人站在那儿。“请问我可以找 WillNE 吗?” 他说。“嗯… 不可以。” 她边说边关上了门。那天晚些时候他们吃圣诞晚餐的时候,一堆小孩趴在前窗外面窥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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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伦敦卧室的写字桌上有一块白板,上面列着他2017年所有的雄心壮志,一个巨大的黑勾把它们统统划过。他想要在 Twitter 上通过认证(他现在都还没通过),他想要开始高强度的每日健身房训练计划(他并没有去),但在列表的顶端,用红马克笔写下的是,“100万订阅者”。

所有他醒着的时刻,他都在努力达到这个目标。在一种极其痴迷的精神状态下,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2017年12月22日凌晨1:30刚过,他终于做到了。他在 Twitter 上写道,“我们做到了!我从心底谢谢你们。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渴望一件东西。爱死大家了。” 随后是一个爱心 emoji。但这种喜悦在几分钟内消失殆尽,他重新打开 Adobe Premiere Pro,回到工作当中。他还有另一个视频需要在48小时内上传,这已经让他感觉很焦虑了。

自那以后,他再也没停下。今天他一直忙着做一个视频,早上4:30才睡,8点又起来继续工作,直到我来了。他有眼袋,他的睡眠没有规律,他为了完成视频通宵达旦,他不知道这对他的身体产生了多大影响,直到两天后,他凌晨5:30还睁着眼躺着。在冬天,有些日子里他只能经历两小时的白天。他的室友经常不在,每周同他面对面交流最多的人是他楼下咖啡店的女人。

“这是个段子吧?” 我笑道。我觉得他肯定夸张了。

“不,我绝壁很严肃。我认为她是我的好哥们。” 威尔说。

他工作和休息都在同一个地方:他的卧室。房间角落里,一台赛格威代步车已经积了灰。一张 Alan Shearer 的相片帆布就在他床旁边。他的书桌上有一个台式 Mac,一个架在三脚架上的摄像机,还有一个高度调好的麦克风。书桌的每一侧各有两个柔光灯箱。当他拍摄的时候,他会把窗帘拉上,把灯箱打开。差不多就些了:这就是冉冉升起的 YouTube 频道 WillNE 的所有家底。我见过的小镇摄影师都比他设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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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七到八分钟长的视频,威尔会花九到十小时做调查研究,两小时写剧本,45分钟拍摄。调查研究通常包括在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上查看有什么新鲜内容。“我个人最喜欢的那种乐子在 Twitter 上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想要从内容中选取值得攻击的部分,你就得去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的黑暗角落寻找真正的怪胎。”

什么是调查研究,什么又是延迟,这些常常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如果在发生了 “男子把自己的头部粘进微波炉” 的新闻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故事,这算是延迟吗?如果这个新闻故事被做成一段十分钟的视频,里面插四个广告,那么它就不算延迟。

“你在互联网上花多长时间?” 我问。

“我算一下,活跃时间,每天超过12小时。我没有休息日。而且就算我有休息日,我也会希望我在工作。我早上起床,查看手机,然后移动三码(约2.7米),抵达我的写字桌。”

我问他上次做饭是什么时候,他难为情了一下,问番茄意面算不算,然后承认他主要就靠吃外卖过活。他曾经热爱阅读,但他告诉我,他已经六年或者七年没读过一本书了,他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读一本书。

“现在我读的全部,要么是140字符的纯胡逼,要么是280字符的。我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测试才能证明这一点,但我感觉我的大脑已经改变了很多。 

我说,“那么,我猜你的社交生活……” 但他没让我说完。

“就不存在,” 威尔说。“我一周六天待在这里,” 他干笑着解释道。“那是撒谎,其实是七天。”

“这工作不会很孤独么?” 我问。

“非常孤独。” 威尔说,“我室友经常出去工作,有时候,能跟你真正互动的只有屏幕另一侧的你自己。你就感觉很屎,这可真是孤独。我可以强迫自己多出门,但我对我手头上的工作太专注了,我会把一切其他的东西都屏蔽掉。 ”

“你觉得自己擅长应付孤独么?”

“我自己一个人的状态总是还可以……” 他顿了一秒,想了想他希望如何对我表达这点。“不过这可能对你有影响,漫漫长夜会把你弄得精疲力竭。你必须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如果你精神憔悴而且你可以感觉到,那么它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视频。所以你必须照顾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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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通过社交媒体来量化我们自己。专家和记者们不断探索互联网影响我们的方式,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一些基本的事:我们会通过在 Facebook、Twitter 和 Instagram 上的互动方式(或者不被理睬的方式)而感到好或不好。但是威尔 —— 以及我想象还有其他很多 YouTube 主播 —— 看起来正在经历这种网上互动的极端。 

他给我看了一个名叫 Social Blade 的网站,他经常访问这个网站,在这里他(和其他任何人)可以看到几乎每一项你可能想看的关于他 YouTube 频道的数据。这个网站会给威尔排名,基于他的视频播放量、他的订阅人数、他的估计收入以及他频道在过去30天里的健康状况。这是他关于自己是否成功的看法的晴雨表,而且它还会把他的成功和他在 YouTube 上的朋友和对手的成功相互比较。它甚至给了每个人一个成绩:威尔目前是 B+。这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价值的现场直播。 

“你享受这种压力吗?” 我问。

“我从没像热爱 YouTube 这样热爱任何事物,” 威尔说。“但我开始意识到它对我产生了多大影响。如果我的一个视频在发布一小时内收获不错的播放量,我就会变得超开心,而有时候我猛然想到: ‘等下,这些屏幕上的数字正在掌控我的整个情绪状态。操,这也太危险了吧。’ 我感觉很好同时感觉很屎。这就像属于我这代人的强效可卡因。” 

“你能一天不看自己的 YouTube 数据分析吗?”

“那我宁可一天不睡。” 威尔微笑着说,但他显然是认真的,“这就是一种瘾。”

然而,尽管 YouTube 主播们如此卖命地工作,他们的这种劳动模式还是常常让他们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威尔看起来已经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任何时候,所有这一切可能就会突然消失。“做这门生意,我们都有 ‘此前售出’ 的保质期,” 他说,“以后人们可能就对我的视频毫无兴趣了,会有那一天的。我只能努力磨练技术,延迟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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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YouTube 内容审核的事引起了广泛争议,许多公司都发现他们的广告被放在了极端主义视频或者仇恨演说视频旁边,于是广告商集体从这个平台撤资。作为回应,YouTube 改变了他们的一系列关于什么类型的视频可以接广告赚钱的规则,但他们改变的方式十分模糊且难以预测。

这次改变对中等订阅量的 YouTube 主播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从2017年3月至2017年4月,Will 的月收入下降了85%。YouTube 主播们戏称这个时期为 “世界末日”。他看到一些频道闪现了几回就彻底消失了。“你的生活和营生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变了。” 他告诉我。他靠卖指尖陀螺才付了那个月的房租,当我提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他显得很尴尬。现在,他确保他的收入来源不光是 YouTube 广告,还有他自己的快消商品以及赞助。

2016年,短视频应用程序 Vine 宣布将不再支持用户上传视频,于是一大批这个平台上最火的用户直接转移到了 YouTube。这一事件后来以 “Viner 的进攻” 的名头为人所知,像 Logan Paul、Jake Paul 还有 Lele Pons 这样的前 Viner 到了 YouTube 上更加大红大紫。在一个需要无穷创造力的平台上,YouTube 主播们本来就已经处于不断追求自我超越、不断试图战胜别人的状态,但竞争的加剧(以及广告收益的消失)让主播们对播放量绝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前 YouTube 主播 Logan Paul 现在很出名了,因为他曾在日本拍摄自杀遗体惹来巨大争议。那件事发生的七个月前,一个 YouTube 主播在拍摄恶作剧视频的时候,被他的妻子兼联合主演射中了胸口。现场的人以为子弹有被一本硬皮百科全书隔住,但它没有。它穿透了主播的胸腔。他死了。他当时怀有身孕的妻子被判二级过失杀人。而当威尔第一次看到 Logan Paul 在日本自杀森林里拍摄的视频时,他并不惊讶,这种东西看起来是必然会出现的。

“如果做什么事能带来播放量,人们就会去做这件事多,因为这能带来经济收入、粉丝和名声。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都时刻准备着思考: ‘下一个能够带来播放量的大动作是什么?什么事能让人们震惊?’ 显然,人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太远了。人们的头脑已经扭曲到以为最终目标就是内容的地步,如此一来,道德的指南针已经飞出了窗外。”

与此同时,这些争议事件却在滋养着 YouTube 的生态系统。每当 Logan 或者 Jake Paul 做出什么糟糕行为的时候,或者 TGFbro 成员之一把头粘到微波炉里成为国际新闻的时候,另有一大批 YouTube 主播通过在自己的视频里评论这些事件而崛起。这就像在蔚蓝大海里,一头鲸鱼死后,它的尸体还能喂养整个大海好几天。

“如果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你要做什么呢?” 我问,“你会去电视台吗?”

威尔在沉默中思索了几秒钟,然后说道,“我感觉很多主播都会觉得去电视台是一种妥协。看看新一季《飞黄腾达》的第一集 —— 你会指望它的播放量飞涨吗?事实上它的播放量还不如我兄弟的一个视频,我兄弟和他的小弟在后花园里踢球都有更多人围观。而你想想《飞黄腾达》的制作预算,这真已经让人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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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角度来说,你可以把 YouTube 主播看作现代新自由主义文化的终极升华:由自我宣传的个人主义企业家构成的一整个社群正在绝望地为了经济上的成功而彼此争斗,而他们的工作同时使广告商获利,并驱使着企业巨无霸 YouTube 的成功。

但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Youtube 可以给创意工作者和在传统的学校及职场路线上感到不满足、没热情的创业年轻人带来流动性和机会。威尔曾陷于自动化工程学位的学业,他不喜欢这个学科,还在拉夫堡大学的学生公寓里积累了一身债务,而 YouTube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忽然之间,一个来自惠特利湾的爱聊天的男孩有了感到满足并获得成功的机会。在 “胡闹职业” 时代,后工作社会的激进思想已经越来越成为现实,专职 YouTube 本身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你应该感到骄傲,” 我对威尔说。“你21岁,自主创业,住在伦敦,还建造了一个小型帝国。”

“我很幸运,” 他回应道,“我认为我把自己放在了去拥有这份幸运的立场上。但这一切也反映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正在经历可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十到十五年前没人能想到今天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由于唾手可得的科技而获得的机会简直不可思议,生在这个时代真好。”

我们共度的这一天结束时,威尔陪我走到地铁站。街道上人来人往,没人多看我们一眼。他提到一个他崇拜和尊敬的 YouTube 主播,名叫 Nathan Zed。当时我没开录音笔,然后我把这件事完全忘了,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深夜,当我完成这篇文章第一稿的时候,它突然从我的脑海里跳了出来,我在 YouTube 上搜索了 Nathan Zed 这个名字,发现这人刚上传了一个视频,标题是《25岁前成功,还是永远失败?》。

“我现在20岁,很快就21岁了,” Nathan 在视频里说道,“而且我总感觉我在一场目标是尽早成功的竞赛里。我认为很多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必须在人生中获得成功,必须赶快成功……你感觉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比你成功得更快,还比你年纪小。”

这让我想起了威尔,还让我回忆了一下我21岁的时候都在干嘛。我记得,我在一家发廊里扫头发,我尝试甲基甲基卡西酮,我告诉人们我喜欢 aquacrunk 音乐。我不知道哪一种21岁更好。 

特别致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员 Zoe Glatt,她精通 YouTube 文化,为这篇文章的成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编辑: 邢逸帆

Translated by: 山川柽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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