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罂粟在制成药物后,帮助美国 “制造痛苦”,也催生了一场危机。

波士顿初冬的清晨,空气冷得刺眼。马萨诸塞大道 的一段路上矗立着多家医疗中心的高楼,这里四周弥漫着不安与躁动,和这片地区的绰号 “美沙酮路”(Methadone Mile)倒是非常般配。在其中一家诊所门口,成排躁动的病人正在排队等候注射,希望能够借此平息毒瘾。

在他们周围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废弃的针头,虽然波士顿有一支专门负责清理这些弃置针头的 移动针头收集队(Mobile Sharps Collection Team),但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废弃针头,他们已经选择了放弃。在这里,随处可见吸毒者在光天化日之下烹制、售卖、注射海洛因,或是直接瘫倒在路边。

海洛因的肆虐给美国 带来重创。去年十月份,特朗普总统宣布全国陷入 阿片类药物危机,不过是证实了无数美国人多年来早已心知肚明的事情。从波士顿这样的大型城市,到偏远农村城镇,来自各个阶层和背景的男男女女都在吸毒,而吸毒过量和吸毒致死的人数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至于这其中的罪魁祸首,既有海洛因和奥施康定这样的止痛药,也有 芬太尼 这种强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

这是一场足以匹敌 80年代艾滋危机 的公共卫生危机,然而特朗普只是空喊口号,并没有提出任何资金援助或者行动支持。美国人正在努力解决这场全国危机,摸索更加务实的应对措施,我们也试图弄明白今天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都知道药物制造是一门全球生意,美国的制药公司对于药品的生产制造非常保密。

揭开其帷幕正是我们当前的研究工作,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毒品以及它们带来的危机。吸毒成瘾也许是一门生物学或者社会学问题,但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 因为特定的贸易协定会催生特定的社会难题。

1527463299663616.jpeg图片来源:Pexels

在美沙酮路,廉价的海洛因来自边境之外的地区,其中包括墨西哥的 锡那罗亚州格雷罗州 的罂粟田和秘密制毒工厂;像卡芬太尼这种合成类药物(原本是用在大象身上的麻醉剂)是装在气泡信封里 从某大国运过来的;但是真正让美国人上瘾的是那些花花绿绿的药片(阿片类药物),这些药片中含有大量来自印度的生物碱。

印度在美国的阿片类药物上瘾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涉及殖民主义、地缘政治、和既得利益的故事,它对两个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快速上一堂化学课,然后再讲一堂历史课。

要制作阿片类药物,首先你需要鸦片(除非是合成药物,这个后面再提)。使用风干的罂粟秆就行,但是无论如何,你都需要大片的 罂粟田。切开罂粟果,里面会流出白色的黏稠汁液,对这种汁液进行烹制,就可以获得海洛因。采用其他方法,你还可以获得吗啡、可待因、蒂巴因。利用这些基础化学物质,你就可以进一步生产出药性强烈的止痛药。

两百年前,英国在印度北部生产鸦片,并将鸦片卖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两场鸦片战争随之爆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吸食鸦片上瘾。大批的印度商人通过 走私鸦片暴富,不过获利最多的还是英国殖民者自己。美国人也曾经爱上鸦片,特别是在 内战之后,很多退役老兵回到家后,都喜欢用吗啡来抚慰战争中留下的伤痕。但在当时,美国人手中的毒品来自默克(Merck)这类德国公司,给默克公司提供鸦片的是土耳其商人,不是印度商人。

1527463613414188.jpeg出自《荼毒一个国家:中国与鸦片贸易的故事》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20世纪之交,在传教士和改革者的努力下,英国摘掉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毒品贩子的帽子。位于印度 加兹布尔尼玛奇 的生物碱工厂随之被封,只有 “准医疗” 产业被保留下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默奇、万灵科和潘尼克等美国药物公司担心,土耳其的鸦片可能要断货,于是公司管理层一合计,认为在必要情况下应该选择印度鸦片。

在20世纪中叶,印度鸦片还只是制药公司万般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 —— 因为印度鸦片的吗啡含量过低,而且印度的技术也和土耳其 没有可比性。但是随着 毒品战争 的爆发,土耳其鸦片的好日子也到头了。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盯上了土耳其的罂粟农民。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海洛因采取清除行动,他们很快就发现最好的毒品都是从安纳托利亚运过来的。

罂粟在土耳其是合法作物 —— 土耳其农民会在地下市场出售罂粟,然后由意大利科西嘉黑帮在法国马赛港口把它们烹制成海洛因(CIA 还曾帮助他们隐瞒毒品交易,但这又是 另一个故事 了)。毒贩把从法国把土耳其海洛因运到美国,最终这些海洛因出现在了美国人的勺子上、针管中和静脉里。

回到尼克松总统身上。尼克松动用了美国外交使节团的全部力量,最终迫使土耳其独裁政府 终结他们的合法罂粟贸易。虽然这项举措对海洛因贸易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在几年之内,美国的可待因存量逐渐耗尽,美国医生开始担心止咳糖浆将要面临严重短缺。于是一夜之间,印度鸦片成了抢手货。

1527463944835179.jpeg图片来源:Pexels

不久,古老的印度工厂重新开张。贪婪的美国制药商喜欢印度鸦片,因为印度鸦片中的可待因含量特别高;精于算计的美国立法者也很满意,因为印度官员控制了鸦片从种植到出口的全部流程。

在80年代初,整个鸦片贸易就被写入了美国法律。缉毒局(其前身为麻醉剂与危险药品管理局,该局早在1973年就在德里设立了分支)通过了一项 “80/20法规”(80/20 rule):在美国公司进口的鸦片和罂粟秆中,百分之八十必须来自印度或者土耳其这两个 “传统供应国” (1974年罂粟禁令撤销后,土耳其又重返鸦片贸易的舞台)。“80/20法规” 的出台让澳大利亚傻了眼,因为他们已经在塔斯马尼亚对罂粟进行工业化的 高效率种植,生产最好的罂粟秆,开价却又最低廉。但从我们研究的机密运输记录来看,美国制造商已经习惯了使用印度产品。

医生们原本担心止痛药存量会在80年代出现危机,但实际情况却是供过于求。于是,美国医生开始为病人大量开强效阿片类药物,不只是在住院期间服用,还让他们在家中服用。十年时间里,医生给病人诊断出各种疼痛病症,美国老百姓纷纷上钩 —— 这就是所谓的 “工具法则”(law of the instrument):当你手上只有止痛药时,什么病看上去都像是背痛。

1527464178768361.jpegBourne & Shepherd 摄影工作室, 1900年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当人们意识情况不对劲,并开始怀疑美国药品公司一直在 故意把病人变成药物成瘾者 时,戒毒中心又变成了一项抢手生意,而此时死亡人数已经开始日益增长。当立法者开始决定限制合法止痛药时,已经用药上瘾的人便转向使用来自墨西哥的 廉价海洛因,和来自某大国的 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

印度这边的情况也不太乐观。因为美国人积存了太多印度鸦片,导致购买量开始下降,印度大量鸦片随之滞销。不过,印度毒贩很快便 找到了出路。80年代初,德里迎来了首次大型海洛因稽查行动,首先遭殃的是印度毒贩,随后法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也纷纷在 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 被捕。

根据生产者印在毒品包装袋上的标志,警方发现了位于瓦拉纳西的毒品实验室,然后继续顺藤摸瓜,找到了位于曼德骚县的 大片罂粟田,这些罂粟田原本都是为合法市场提供罂粟。时至今日,印度官方依然坚称卢迪亚纳和阿姆利泽的大批吸毒者都是 境外毒品的受害者 —— 但是既然在国内就能光明正大地种植上等罂粟,走私毒品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与此同时,印度过时的麻醉品法律(这项法律还是在美国的施压下通过的),加上戒毒治疗的培训不足,意味着虽然非法毒品 交易肆虐,但患者依然无法获得他们需要的 止痛药

当前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向世界呼吁 “印度制造”,希望能大力发展医疗设备和航天部件,但实际上,印度制造已经闻名已久:印度的 印花棉布 让欧洲人第一次感受到了 “真正的时尚”;印度的 茶壶 在美国人的独立大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度的 靛蓝染料 为世界各地的军队制服增添色彩;印度的黄麻纤维能编织出最结实的黄麻袋;就连美国的 下水道井盖 也是印度制造。当然还有印度的罂粟,制成药物后,帮助美国 “制造痛苦”,也催生了一场危机。

了解制药公司和美国监管机构如何使用印度罂粟,也许并不能解决波士顿美沙酮路的难题,也不能拯救印度 旁遮普的吸毒村,但却可能在袖手旁观之外指明一条出路。

本文原载于 VICE India,作者本杰明·西格尔是波士顿大学的历史系助理教授。

Translated by: 伽叶

编辑: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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