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大游行只剩下了对利益的追逐,酷儿文化再度遭到剥削、利用和商业化,我们根深蒂固的恐同和自卑也在遭受操控,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了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在漫天挥舞的粉红钞票中,我们应该听听清醒的声音。

“当年我们发起的是一场革命,它和俄国革命,古巴革命、美国革命的性质是一样的,” 安德鲁·兰姆斯登(Andrew Lumsden)说道,声音轻柔但坚决,“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目的是为了改变世界。”

第一眼看上去,安德鲁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革命分子形象。他已经七旬高龄,说话轻声细语,但是他表达的内容不容置疑。每年7月6日,都会有数以万计的 LGBTQ+ 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走上伦敦街头展开骄傲大游行。你会看到华丽的服装,热情的派对,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在告诉你:各种身份、各种性向的酷儿人群都已经走到阳光下,他们再也不会被强迫深锁柜中。

而这一切能够成真,都要感谢安德鲁及其同志在五十年前的努力。在70年代初期,安德鲁参加了一个维系时间不长、但极具影响力的组织 —— 同性恋解放阵线(Gay Liberation Front,以下简称 GLF)。GLF 是现代有组织的 LGBTQ+ 权力运动的真正发端,而在它们的诸多壮举中,其中一项就是举办了史上第一次同性恋骄傲游行。

1566749898766667.jpeg1971年 GLF 成员被警方逮捕。照片来源:Trinity Mirror / Mirrorpix / Alamy Stock Photo

对于自己年轻时的成就,安德鲁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洋洋得意,反倒是充满愤怒,因为今天的骄傲大游行已经变了味 —— 企业赞助,艳俗的消费主义,节日主题的玛莎三明治 —— 这些已经和他们当年在解放运动争取的东西背道而驰。为了了解这种愤怒,首先你得明白这项运动的根源曾经多么具有革命性。

今年夏天标志着石墙事件五十周年。1969年6月末,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石墙同志酒吧(Stonewall)的客人因为忍受不了警方持续不断的骚扰,最终发起了为期四天的反抗行动,而事件当中的领导者主要是黑人及拉丁裔变装皇后。这起冲突事件后来被称作 “石墙暴动”(Stonewall Riots),但是斯托米·德拉维利(Stormé DeLarverie)—— 也就是常被视作在石墙事件打响反抗第一枪的那位女同性恋 —— 始终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反抗,一次起义,这不是什么暴动。”

石墙事件平息后,纽约 GLF 随即成立。两位来自英国的运动人士奥布里·沃尔特(Aubrey Walter)和鲍勃·梅勒(Bob Mellor)搭上一班飞机,及时赶来参加 黑豹党 的革命人民大会(Revolutionary Peoples' Convention),这场大会首次邀请到女性权利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等多方代表团前来参加。一个月后,两人回到英国,并成立了 GLF 伦敦支部,地点就设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地下室。

1566749951367398.png伦敦首次骄傲大游行的参与者,照片摄于1972年。图片来源:泰德·布朗

安德鲁·兰姆斯登认为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我们的同性恋解放运动脱胎于黑豹运动。这不是白人发明的东西,而是两个白人去黑豹党那里学到的东西。” 斯图尔特·费德(Stuart Feather)也是一位早期英国 GLF 成员,他对此表示赞同:“我们称自己为同性恋解放阵线,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像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或者西撒哈拉解放运动中的阵线组织。因为这个组织并不是在不公社会中寻求平等权利 —— 它就是一个解放组织。”

在那个时代,解放迫在眉睫,斯图尔特·费德回忆说:“当我的家人发现我是同性恋时,我爸痛打了我一顿,我被迫离家出走。当我的工友发现我是同性恋时,整个工厂的人都开始敌视我,全厂的人当着我的面齐声辱骂我。我就这样被降职,可以说只是因为我的性取向,我就被剥夺了赚钱谋生的资格。”

另一位 GLF 的初期成员泰德·布朗(Ted Brown)回忆说:“1969年我19岁,是一个黑人男同性恋,和我的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的妈妈一直致力于黑人权力运动,所以我至少知道还有其它黑人在对抗某种形式的不公。但是在争取同性恋权利这一块,就只有一片死寂。你无法想象那种被世人孤立的感觉。所以当我第一次走进 GLF 大会,看到数以百计的同性恋人士站在一起,毫无羞耻,坦然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时,那种震撼无异于首次踏上月球表面。”

 1566749976655625.png首届伦敦骄傲大游行的参与者,照片摄于1972年。图片来源:泰德·布朗

彼得·塔切尔(Peter Tatchell)就是当年受早期 GLF 大会影响的一位年轻运动人士,如今他已经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位 LGBTQ+ 解放运动倡议者。“我们吸收了美国妇女争取选举权团体和民权运动的斗争经验,” 他解释说,“并效仿马丁·路德·金的策略,我们会去拒绝为 LGBT 人士提供服务的酒吧展开静坐。我们会闯入精神病大会,抗议精神病学家依然把同性恋视作一种疾病,认为同性恋人士需要治疗。”

“我们经常和其它解放运动并肩作战,比如女性解放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人们现在经常说的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其实早在1970年就是我们运动的核心。我们的目标是改变社会,而不是适应社会。”

1970年11月,著名青年自由党成员路易·埃克斯(Louis Eakes)在海伯力菲尔兹兜风,却因为碰上警方钓鱼执法行动而被捕。为了表示抗议,150名来自 GLF 的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发起了一场火炬游行活动,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起为争取 LGBTQ+ 权力而发起的公开游行运动。

1967年,同性恋只在英国部分地区合法化,但是同性间性行为的合法年龄被设在21岁,远高于异性恋的合法年龄。1971年,GLF 青年团高调发起了一项示威运动,抗议这种不公。

然后,到了1972年,伦敦 GLF 效仿他们美国同志的做法,举办了英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骄傲大游行。这次游行活动约有2000名 LGBTQ+ 人士参加,其中许多人都是以异装打扮出现。他们游行经过伦敦市中心,最后来到塔拉法尔加广场开始聚众亲吻。这次游行选择的日期是7月1日,也是距离石墙事件纪念日最近的星期六。选择这个时间,就是为了致敬这项反抗运动点燃首枚星火。

奈迪·波拉德(Nettie Pollard)依然记得这次游行与同时期其它政治抗议活动的鲜明差异。“我记得看到一个女人穿着一件 T 恤,上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 ‘Lesbian’,这种公开自己身份的勇气让我很受震撼。这不是针对某项法律或者竞选的游行示威,这只是在表达我们自己的身份,对于 LGBT+ 人士来说,我们的存在就已经是一个很政治性的问题。”

安德鲁·兰姆斯登还动情地谈到了在这场游行中现身的重大意义:“我们是在告诉这个世界:‘我们在这里,我们存在。你们如果还要羞辱我们,我们就会发起反抗。’ ” 在首届骄傲大游行上,还出现了第一期的《同性恋新闻》(Gay News)。这标志着英国同性恋媒体的诞生。但是每一期刊发的《同性恋新闻》上,都能看到殴打、谋杀同性恋,和警方突袭同性恋场所的报导。

1566750022466471.jpegGLF 的初始成员,包括米克斯·卡纳梅尔(Miqx Kannemeyer),唐·佩珀(Don Pepper),泰德·布朗(Ted Brown),安德鲁·兰姆斯登(Andrew Lumsden),奈迪·波拉德(Nettie Ppllard),斯图尔特·费德(Stuart Feather)。图片来源:麦克·吉尔(Mike Kear)/ Alamy Stock Photo

GLF 内部从来都没有什么等级划分,也不遵循什么意识形态,因此很快,这个组织便开始向多个方向自行发展,特别是有许多女性认为她们应该组建属于自己的组织。GLF 随之走向分裂,但是它的影响依然深远,尤其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危机毁掉了整整一代男同性恋。伴随艾滋病一起出现的,是政府的不作为和媒体引导的污名化,大量的新闻头条均把 LGBTQ+ 人士妖魔化,称他们是这种新型 “瘟疫” 的传播者。

后来,多亏艾滋解放力量联盟(Act Up)和英国艾滋警戒组织(UK Aids Vigil Organisation)等机构积极采取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政府和制药公司才开始把资源投入到治疗艾滋上,并最终开发出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拯救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

这些直接行动的经验 —— 以及许多运动参与者本人 —— 均来自 GLF。彼得·塔切尔曾经在那个年代领导过一些重要宣传运动,他说:“我们和 Act Up 在80年代所做的一切,很多都依赖于 GLF 在70年代的运动经验。GLF 提供了高效行动主义的模板 —— 他们提供了一整套的工具箱。”

GLF 的另一项重要遗产就是骄傲大游行本身。GLF 成员从来没有把它们的这项发明商业化 —— 要真这么做的话就完全违反了他们的初衷。因此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伦敦一年一度的骄傲大游行时兴时衰,组织混乱,有些年甚至根本看不到任何活动迹象。游行活动的组织者被斯图尔特·费德描述为一个 “组织松散、不断更替的委员会,始终和这个群体的其它成员保持着一定距离。加入委员会的流程更是奇怪而神秘,好像通过熟人介绍即可进入,感觉就像是共济会一样。”

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像伊恩·麦克莱恩和埃尔顿·约翰这样的名人纷纷开始出柜。许多公司和广告商开始发现了一种名为 “同性恋经济” 和 “粉红钞票” 的东西,并想从中分一杯羹。好几年时间里,这些人甚至试图把骄傲大游行重新包装成 “狂欢节”,他们甚至还收起了入场费 —— 如此一来,骄傲大游行便完全失去了它的反抗意义。不出所料,参与人数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彼得·塔切尔回忆说:“骄傲大游行最开始就是带着华丽狂欢节气氛的抗议运动,但归根结底,它依然是一项抗议活动。90年代末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这种带有抗议精神的骄傲游行,当时这依然是一项社群活动,并且没有太多的赞助商介入。当时的骄傲大游行有超过十万参与者,游行后在克拉芬公园举行的庆祝活动也会吸引数千人的加入。你在现场看不到企业花车,没有机动车辆 —— 不需要这些东西,你也能办好一个精彩的骄傲大游行。”

“但今天参加骄傲大游行,你是要付费的。这和骄傲大游行最初的开放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现在普通个人甚至都不能申请游行,只有组织方可以,而且他们还要交钱。去年的游行人数被限制在三万人 —— 两万名想要参加游行的民众都被拒绝。如果你去看去年的骄傲大游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企业花车,他们占据了最多的空间,也吸引了最多的目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一项植根于黑豹运动的活动,为什么现在会遭到其创始者的痛斥,沦为充斥着企业营销宣传的空壳?答案要去21世纪初寻找。

和许多的政治运动一样,骄傲大游行的运营缺乏组织,而且逐渐遭遇了财政困难。一系列的管理不当,导致这项活动在2000年代初屡遭危机。

斯图尔特·费德向我们描述了接下来的发展:“时任伦敦市市长的鲍里斯·约翰逊把特拉法尔加广场的使用费用从五万英镑翻倍成十万英镑,因此,骄傲大游行基本上算是破产了。就在这时,约翰逊政府开始介入,表示他们愿意提供活动所需的十万英镑,但是钱不是白给的。伦敦骄傲社区利益公司(Pride In London CIC)就此诞生。”

所谓的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简称 CIC),是让带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企业能向公司一样运营,让他们省去成为注册慈善机构面临的麻烦和问题。在2000年初的英国,社区利益公司非常盛行。而创立于2012年的伦敦骄傲社区利益公司的创始人兼联合主席,则是迈克尔·索特·切奇(Michael Salter Church)员佐,此人之前的工作 “碰巧” 是英国前首相卡梅隆的政治顾问,以及保守党的宣传主管。

组织机构在遭遇财政危机后被政府内部人员接手并逐渐走向私营化 —— 这样的流程对于任何经历过戴维·卡梅隆时代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斯图尔特·费德对此表示强烈抨击:这就是一次保守党的接管行为,这就是私营化和资产拆卖。其他的 GLF 成员的态度则更加宽容。“对于迈克尔·索特·切奇曾经在政府工作一事我们并不反感,” 彼得·塔切尔说,“但是骄傲大游行必须重新回归抗议形式。”

1566750058891774.jpeg2019年6月,GLF 重新成立。摄影:雷伊·马龙(Ray Malone)

正是为了追寻这一目标,已经解散数十年的 GLF 再度成立。

2019年6月17日,几乎就在石墙事件过去整整50年之后,一群男同性恋、女同性恋、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和酷儿运动人士聚集在了特拉法尔加广场,也就是1972年史上首次伦敦骄傲大游行的举办地。如今都已年逾七旬的第一批 GLF 成员在现场发表了他们的讲话。一批年轻的运动人士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代表着不同代际、不同族裔的酷儿人生。他们在现场念出了由约翰·切斯特曼(John Chesterman)起草的 GLF 的原始要求,并增加了一些更具现代性的内容。他们的目的就是把骄傲大游行重新打造成一项抗议活动,向全民免费开放。

奈迪·波拉德愤怒声讨伦敦骄傲大游行居然和武器生产商 BAE 系统公司(BAE Systems)合作,让这家军品公司一边摆出 “支持多样性” 的宣传姿态,一边向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独裁政权售卖武器,赚得钵满瓢盈。

活动结束后,安德鲁·兰姆斯登的语气稍显平和,他认为伦敦骄傲大游行的志愿者都很 “美丽且敏感”,“他们明白改变的重要性,也在陆续努力与我们合作。但是我们无法轻易原谅巴克莱银行这种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企业出现在骄傲大游行的队伍当中,这些赞助背后都有目的。BAE 系统公司依然在赞助区域性的骄傲游行,但是我相信我们绝不会被他们轻易收买。”

丹(Dan)是重建的 GLF 中的年轻一代运动人士,他告诉我们重建 GLF 的重要性:“骄傲大游行已经不再代表全民自由,只剩下对利益的追逐。这就意味着边缘群体将继续面临贫困穷苦,他们永远是受害者。酷儿文化将再度遭到剥削、利用和商业化,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恐同和自卑也在遭受操控,把我们自己也变成了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丹尼(Dani)是另一位年轻的 GLF 成员,也是一位跨性别、非二元性别运动人士,他进一步补充了这些看法:“是这些老一辈的人为我们铺平了来路,让我们能走到今天,我对他们的感情绝不仅仅是感激二字可以概括。我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家人,而且我希望把它传递给在我后面的一代,告诉他们这才是骄傲大游行,不要被那些假象所迷惑…… 而且说真的,这样的骄傲大游行有意思多了,这才符合他们的精神。我们当然可以开趴,但是我们在开趴的时候,也应该认清楚自己的目的。”

GLF 的重新组建,迫使骄傲大游行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骄傲大游行到底应该是抗议还是派对?彼得·塔切尔描述早期的骄傲大游行是 “带着华丽、狂欢节式气氛的抗议活动”。现代骄傲大游行似乎只保留了它的狂欢节气氛,却失去了大部分的抗议精神。

伦敦骄傲社区利益公司的存在,似乎在告诉我们:要在伦敦举办大型活动是很烧钱的,而这些钱只能从企业赞助商手中获得。但是彼得·塔切尔再一次尖锐地指出:“今年夏天的反特朗普游行的组织者一分钱都没有花。任何反紧缩游行、反战游行的组织者也没有交一分钱。诺丁山狂欢节的人数没有限制,第二次脱欧公投游行的参与人数更是达到了70万人。相比之下,骄傲大游行却需要巨额花费,并遭遇各种限制,究其原因,只是因为它把自己定性为庆祝游行,而不是抗议活动。这就是一个选择问题。让骄傲大游行重返抗议根源,你就能立刻挣脱束缚,无需乞求各种政治许可,也不需要仰仗企业的赞助。”

这就是骄傲大游行的起源和它当前状况的对比,现实令人愤怒。就在我离开特拉法尔加广场的 GLF 重建活动时,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最早的同性恋解放阵线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帮助80年代的运动人士对抗艾滋病危机。这些经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如果我们任凭这些愤怒和能量渐渐消失,如果骄傲大游行继续沦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解放运动,那么当下一次危机事件出现时,我们要向谁去讨教经验?

今年的骄傲大游行标志着石墙事件五十周年。在各种奇装异服和狂欢派对之中,我们有必要铭记安德鲁·兰姆斯登、斯图尔特·费德、奈迪·波拉德,泰德·布朗,彼得·塔切尔和所有同志解放阵线的初始成员,当然还有所有为这项事业付出过努力的人。我们还应当牢记这些人想要传递的讯息:骄傲大游行的意义必须是全民解放,永远不能改变。

Translated by: 英语老师陈建国

编辑: 胡琛浩(Arvin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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