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地下俱乐部来说,“撑一年是一年” 这种说法一点都不过分。

短短一个月内,号称国内地下电子音乐重镇的三家俱乐部纷纷遭遇阻碍:上海的 Elevator 因为租赁到期,在万圣节当天用持续至次日中午的派对向新乐路告别;The Mansion 还没来得及带给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第六场万圣节派对,便被通知一月关门大吉;而在西南腹地,立足于保利大厦顶楼四年的 .TAG 也再次面临短暂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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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春天,Ellen 在 SOHO 楼顶开了一家小酒吧,取名 Hakka。Ellen 是个客家人,“Hakka” 的中文意思为 “院吧”,简单随意,正如这里的音乐气氛。

从电梯出来,七间屋子左右相邻,露天的楼道、被老板们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小院子,室内面积恰如其分地容纳着成都的独立文化追随者们。

经营院吧的第三年,Ellen 萌生出了和朋友一起开一家音乐俱乐部的想法。彼时作为西餐厅、酒吧老板,Airbnb 房东的她有了第四个身份 —— 成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 Techno 俱乐部 .TAG 主理人。

我在2015年秋高气爽之时来到了科华北路,那年的跨年夜,我拥有了第一个纹身。而那个时候我对纹身一一无所知,只是为了记录自己的2015。零点接近前,我匆匆找到纹身师,在他的几百张素材里确定了图案,纹完之后,一位在西雅图长大的朋友告诉我那是 Pink Floyd 的最经典的专辑封面。

我点开手机的音乐收藏才发现我其实一直在听那张专辑,几周后,我用实习的最后一份工资买了一位 digger 朋友从荷兰带回的老式唱机。一位叫 Marco 的 DJ 看到我左肩上的图案时,把那张三百多块的专辑送给了我,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灵魂乐、Big Band 之类的老收藏,有我爱的 Sade 和 Grace Jones。Marco 算得上当地最元老的 DJ 之一,曾把一辆手推车改装成移动 DJ 台,“突袭” 过麦当劳、SOHO、蓝色加勒比广场、保利中心和其他科华北路能想到的地方。

Marco 在院吧隔壁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 Soulkitchen,那里放着他几百张黑胶和随时能够开启的 DJ 台。我开始混迹于这片区域,直到在 Marco 的介绍下来到 .TAG 上班,Ellen 也因此成为了我毕业之后的第一个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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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俱乐部打工使我沉浸在电子乐的世界中。身体像大钟般在舒服区摇晃着,大脑漂浮在持续一整晚的节拍和旋律中,音乐的无限可能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好像太空旅行一般。与保利大厦的 HWG 和 NASA 一起,.TAG 迎来了成都的电子音乐顶峰,年轻人们肆无忌惮地度过着这个城市最自由的夜晚。

2017年的秋天,保利 “消逝” 了。我们都以为它会回来,就像经历一场分手,刻骨铭心的过去让你在足够长的时间里理所应当地认定能够挽回 —— 直到一些人开始作出决定,甩卖家产、寻找新的场地做 POP UP 演出,或者干脆出去旅行,此时身在老家伊犁的我除了开七八百公里去参加大西北不多的 Techno 派对外,也就是在朋友圈目睹着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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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 promoter 来说,一场地下派对的质量从来不是取决于硬件设施,甚至都不完全依赖于音乐,而是作为组织者,能不能聚齐一群相似的灵魂愉快地庆祝当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 “消逝的保利” 并没多大感触,因为21楼培养出的电子音乐群众仍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舞池常客到派对厂牌主理人,从海报设计师到文案,甚至从印度小哥吧员到偶尔兼职卖门票的姑娘。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根据地之一 —— .TAG 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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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后的那段时间里,奔波于棕南一带相关单位的 Ellen 做了一件事:网购几十个 U 盘,像地铁里拿着自家公众号二维码一个个求关注的年轻创业者一样,把 .TAG 常年推广的音乐递给那些有少许话语权的公务员,告诉他们 .TAG 是什么。

被通知可继续营业的当天,团队第一时间发出推送通知大家。彼时正直营业第三年,新的酒水牌照 “尚未” 下来,这个本身不难的流程成为了保利酒吧商家被逼到边缘的直接原因。于是保利大厦只有 .TAG 重新开业和 “自带酒水” 这件事发生在一起,变得 rave 味十足。(如果你像我一样在郊区的小型音乐节经历过只剩酒精没有水的 after party,即使没经历成都地下音乐历史奇迹的那个周末,也能体会到我在说什么。)

.TAG 恢复营业后不久,我从老家又搬回了成都,此时我看到的地下电子音乐场景似乎在加速生长,“消逝的保利” 引来了国内亚文化人群的关注。重新出发的 .TAG 开始频繁地引进国外好音乐,大难过去后也有了胆子投资更好的音响设备。同时,在保利之外,地下音乐追随者也有了更多的场地选择。经过小半年的恢复,团队为春节策划了连续八天的派对,那些过去半年为国际艺人暖场的本土 DJ 们成为了主角,而这场春节锐舞马拉松唯一的国际艺人 —— Giegling 主理人 DJ Dustin 由此与 .TAG 结下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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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是 .TAG 的生日月,两年前我来到 .TAG 便开始投入两周年的庆祝派对,那是年中盛事。对一个地下俱乐部来说,“撑一年是一年” 这种说法一点都不过分。经历过一场生死边缘的挣扎与奋斗后,团队为 .TAG 的四周年策划了 “重生 Re-awakning" 的派对马拉松,三天分别邀请了亚洲各俱乐部代表、Techno 国际艺人、House 国际艺人以及众多本地 DJ,宣传海报以蒲公英的视觉诠释理想主义者的顽强。64小时,音乐没有停,人群一波又一波袭来,这里的人们也许不会走上街头,但跳舞本身,就是抗议。

4月中旬,我经历了一场阔别已久的彻夜 Techno 洗礼,厂牌 Giegling 第二次造访 .TAG,如果不是有人拿起沙发垫挡住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我大概不会意识到彼时该吃 brunch 了。离开地下俱乐部去公司上班后,我开始认识到这样的洗礼不会随时拥有,朝九晚五与俱乐部生活的距离,大概就是现实世界与伊甸园的距离。事实证明,那一天真的很特别。5月,Giegling 在格鲁吉亚目睹并参与了千禧年后最大的锐舞运动,几个月后,表面风平浪静的 .TAG 突然再次面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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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很多人一样,以为 .TAG 意为标签,实际上它是 TO ANOTHER GALAXY 的缩写。依我对 .TAG 宣传推广准则的了解,能把这句 slogan 放在宣传标题上,这场活动肯定不一般。在收到 Ellen 的群发的时候,我在徐家汇拥挤的地铁站里扫了一眼推送标题便把活动分享到了朋友圈,没想到这次,Ellen 回复的不是谢谢加一个玫瑰表情,而是,“我们关门了”。

一个月,四个周末,8场派对,对于一个普通的电子音乐爱好者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去别家看演出蹦迪,尤其在成都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夜生活。然而对于一个所有收入仅限于门票和酒水的音乐演出场地,那是沉重的打击。即使这些城市表面看上去电子音乐市场已经很成熟,按照人口比例其实仅针对极少的城市青年。俱乐部的房租、物业费不会因关门而减少,让俱乐部歇业的相关部门也不会帮老板付员工工资。还有那些已经支付了定金但是无法请过来的艺人费用他们更看不到,艺人、档期这种事完全在他们认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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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历过一场决斗的 Ellen 这次比以往镇定很多,可以说习惯了。种种困难面前,.TAG 团队选择了寻找新的场地合作,几千公里外,不久前失去新乐路场地的上海 Elevator 俱乐部也以 Elevator Out 为主题策划了一场又一场特别的游击派对。

2018年5月,在格鲁吉亚,Giegling 成员把 Bassiani 俱乐部的演出搬到了街头。11月一个普通的周末,Giegling 主理人 DJ Dustin 造访中国最好的两个地下电子俱乐部,挑战各12小时的 long set。两家俱乐部的当下,由他连接起来。

未来被推向何处,好像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经过五周的游击战后,.TAG 今晚得以再次回归位于保利大厦顶楼的地盘。即便如此,地下俱乐部的未来仍然充斥不确定性, 我们也只有双脚稳稳站住足下,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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