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但警察并不在意这些。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他逮捕,铐起来送到监牢里。

#狱中生活# 是非盈利性新闻机构 “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与 VICE 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让生活和工作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人们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们将连载 “狱中生活” 专栏。

“马歇尔计划” 曾获得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100周年的解释性报道奖荣誉。


一天早上,我收到一条语音消息,声音听上去挺温柔,带点儿南方口音,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很绝望。

“请你找找我的孙子吧,他叫马里恩(Marion)*,” 她说,“他精神分裂,贫血,脾气不好。我联系不到他。”

接着她给了我她孙子的姓氏和出生日期,就这些。

我是洛杉矶治安部(Los Angeles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精神评估小组(Mental Evaluation Team)的临床医生,我的工作是找出监牢里大概占两成的精神病人,把他们从充满暴力室友的狱房里带出来,开车带他们去精神健康中心。我会对每个人进行评估,联系他们的家人(如果有的话),收集他们的病史数据,并写报告给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精神病医生看。

但我很少会遇到病人的家人直接找到我的这种情况,因为大部分精神疾病重症患者都是孤身一人。我的工作模式是在监牢的数据库里搜索那些因不严重的指控(擅自闯入、妨害公众安全等等)被关押的年轻人,因为这些是精神病患者常干的事。有的时候那些需要帮助的犯人也会直接在我门下塞纸条进来。

通常,我能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们:他们一般都很瘦,脏兮兮的,要么是杵在一面墙前,要么就焦躁地走来走去。这种人非常多,我们小组已经见过数不清的这类精神病人,但还是没完没了。

我收到消息的那天,我的搭档病了,所以我得一个人行动。我在数据库里顺利的找到了马里恩 —— 19岁,因为擅闯被收监,在监牢里等出庭和公设辩护律师等了两个月。

我去了监牢,上到三层,找到了他应该在的345号,那间最大的宿舍。

我顺着金属走廊往里走,两边是牢房。囚犯挤在狭小的牢房里,有的凑到门口看着我,有的在睡觉,还有的朝我喊并寻求帮助。**

突然,两个全身纹身的壮硕大汉截住我,他们想要求一次精神诊断,来转移到其他地方,他们大概觉得我能帮他们做这事。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不过他们的头儿说了一句 “离她远一点/放了她(Déjala en paz / déjala tranquila)”,那两个人就走开了。

最终我来到了12号牢房,犯人们很吵,焦躁不安,几乎都控制不住自己。我在门外喊马里恩出来。

没人出来。

一个犯人指了指牢房右边的一个床铺,床底下躺着一个人。

一个警官走过来,问我要干什么,我解释了一下情况。他之前帮过我,也非常感谢我能把这些精神病人(他们把这些人叫做 “dings”)带走。我说完,他笑了,一只手放在武器上,打开了门。

一共七个犯人,他们都往后退了退。我走到床边蹲下来,床底下又湿又黑,我看到了裹在床单里的人形轮廓,一双长脚露在外面,黄色的指甲上爬满了苍蝇。

陈年老尿的恶臭袭来,我胃里的东西顶到了嗓子眼儿。

我让其他犯人把他弄出来,他们拉着他的脚把他拖了出来。他浑身瘫软,很沉,他们把他平放在地板上。

这肯定是马里恩了:一个高个子瘦男孩,浑身长满了疮,不省人事。虽然他是美国黑人,但皮肤有点偏黄,我从没见过这种颜色。他几乎没法呼吸,瘦削的胸腔不规律的起伏,淡红色的液体从他肿胀的嘴角流出来。

其他犯人都溜到一边去了,警官很快通过无线电呼叫紧急救助。几个工作人员赶来,把马里恩抬到了担架上,推着他去了监狱的病房,之后会把他转移到洛杉矶医院(Los Angeles Hospital)。

对于马里恩这样的精神疾病患者来说,幻觉和偏执让他们的监禁体验显得格外残酷。甚至有的人没有做什么就被关到这里,因为他们需要接受精神评估,而且精神病治疗医院的床位又总是紧缺。有的直接消失在了监狱的转移系统里——犯人不断被转移到其他牢房以防拉帮结伙。

对马里恩来说,很显然他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绝望。

回到办公室,我和他的外婆露比(Ruby)通话了一个小时。她的声音颤抖,强忍着泪水,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才勉强镇定下来。她告诉我,在她女儿不能管好马里恩之后,她申请成为了他的监护人。马里恩的成长环境充满暴力,他小时候就经历过性侵和情感虐待。

露比说,当马里恩第一次能有机会离开家去一个诊所的时候,她被告知孙子是发育型残疾,有众多心理阴影。在他7岁时,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同时伴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他曾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有点消极,说话总是只说几个字,更喜欢用面部表情和手势来表达自己。当他听到噪音或者争吵时会跑到某个地方躲起来;露比总是在洛杉矶街头花几个小时找他,最终会发现他蹲在某个门口或者是藏在小巷子里。

但警察并不在意这些。他们要做的就是把他逮捕,铐起来送到监牢里。

现在,在这次监禁之后,他躺在重症特别护理中心,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不愿意为他的未来作出预测,只是提醒我在他醒来之后,大脑会严重损伤。

最令人难过的事实是,马里恩这样的人也和我们一样会感受到痛苦。当他们一次又一次进入监牢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只有无尽的无助。

玛格丽特·奥尔特曼(Margaret Altman)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她在精神健康领域有三十年的临床经验。她是洛杉矶治安部的一名精神健康评估人员,而且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任职。目前,她正为那些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当顾问,并在法庭上负责一些书面工作。


*为保护隐私,作者对她的客户用了化名。

**洛杉矶治安部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Illustrator: 孙朵拉(Dola Sun)

Translated by: SpaceP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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